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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4)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着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寖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巘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徧,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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