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3)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3)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养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轻”与“养”，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轻养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逈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寖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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