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翻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所失不远矣。一面又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

　　（一）例如《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六朝、唐、元、清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确有日食。中外历对照，应为西纪前七七六年，欧洲学者亦考定其年阳历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与前所举《胤征》篇日食异说纷纭者正相反。因此可证《诗经》必为真书，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与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记“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据欧洲学者所推算，前者当纪前七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后者当纪前六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东兖州府确见日食。因此可证当时鲁史官记事甚正确，而《春秋》一书除孔子寓意褒贬所用笔法外，其所依鲁史原文皆极可信。

　　（三）更有略同样之例，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

　　（四）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

　　（五）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六）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

　　（一）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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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

　　（二）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

　　（三）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闿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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