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3)

第四章说史料(3)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瑰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纪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西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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