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二选举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非荆公意也，其上仁宗书论其弊详矣。乃及其执政，而犹不革之者何也？则公自言之矣。其《请改科条制劄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对偶声病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观之，则仅罢诗赋而试经义，不过荆公权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为安也，然当时攻之者已云起矣。

　　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略云：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放诞傲慢）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疑焉，以问荆公。公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决，乃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此当时科举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数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呜呼！荆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废绝无一遗，独此权宜不得已之制，为荆公所欲废而及身未能废之者，则沿袭数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废科举而代以学校，善之善矣！而当学校未成，而国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则科举固不能骤废矣。既不能骤废，则与其试诗赋又不如试经义，彼善于此，又至易见者也。乃东坡之言，一则曰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不由学。再则曰诗赋虽无用，然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则曰诗赋何负于天下，而又痛诋兴学之政为徒为纷纷劳民伤财。此真所谓莠言乱政，宜荆公斥彼辈为流俗也。今科举已废，稍有识者皆知其说之非，不俟深辩。然犹著之者，凡以见当时反对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类此也。

　　以上三章，荆公当时所设施者，大端备矣。其余小节亦所在多有，非关一代兴亡大计，则不著也。

　　（考异七）世传荆公当国，设宫观祠禄之官以处异己者，万口相传，莫知其所自来。王渔洋《池北偶谈》乃更确指为熙宁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旧日制度）。且引邱文庄《世史正纲》以为证，而《御批通鉴辑览》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据者果又为何书，但考诸《宋史·职官志》云：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增置焉。又曰：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然则此制不创于荆公甚明。《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领宫观者不可悉数，即以见于《临川集》者论之，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除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充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凡此皆远在熙宁以前者也。熙宁初朝廷议废宫观使副都监，荆公曰：宫观置使提举都监，诚为冗散，然今所置，但为兼职，其有特置，则朝廷礼当尊宠，不以职事责之者也。废与置其为利害亦不多，若议冗费，则宫观之类，自有可议，非但置使提举都监为可省也。据此则荆公当国，安有增置员数之事？听官志殆亦缘谤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琼山渔洋之徒，于祠禄所由来载于诸书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与语史事哉！因论荆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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