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一省兵

第一省兵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一省兵

　　宋以养兵敝其国，拥百余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稍有识者未尝不尽焉忧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积重之势，非豪杰不足以返之。而当时士大夫习于偷惰，其心力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请先述当时诸贤所论养兵之弊，次乃及荆公省兵之策（下所录者虽颇冗长，然读此方能知当时法之极敝，不得不变。又以见荆公保甲法与省兵相辅，而攻之者为无理取闹也）。仁宗嘉祐间知谏院范镇上书云：

　　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

　　欧阳修亦论之云：

　　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梃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室内西南角）则隅坏，整其桷（jué 方形椽子）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亦论之云：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受钱代人服役）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舍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于养兵之费，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

　　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jī diàn 都城、都城附近及其郊外一带地区），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过半矣。

　　又云：

　　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其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

　　读此则当时养兵之积弊，其万不能以不革也明矣。则范欧苏诸公所建议者，乃即荆公后此所实行者也。而其必有待于荆公者，何也？则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难，天下大业，终非坐论者之所能了也。夫仁宗固优柔之主，不可以语于大计矣。若夫神宗则英断天纵，宜若可辅之以行其言。然帝一议及实行，则群臣相率动色，莫敢负此责任矣。其首沮挠者则司马光也，其言曰：

　　沙汰（拣选、淘汰）既多，人情皇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恟恟（xiōng xiōng 嘈杂纷乱），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后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可鉴者也。

　　温公此论，殆可为当时反对党之代表矣。问其理由，则不过虑骄兵之不可制，一省之遂激而为变，而务为姑息以养痈而已。使非有荆公，则此举亦以筑室道谋而废耳。当帝与公议省兵也，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唐建中之变。公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以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今但当断自圣心，详立条制，以渐推行。帝意遂决。于是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寻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二年，遂诏废并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总会畸零，各定以常额。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而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云。

　　夫冗兵之当省，当时夫既尽人而知之，然而不敢发难者，谓惧兵之为变也。然以荆公毅然行之，匕鬯不惊（bǐ chàng bù jīng 匕、鬯是宗庙祭祀用物，宗庙祭祀不受惊扰。形容法纪严明），则其所谓可惧者安在？毋亦诸贤惮于兴作，不肯负责任，不肯贾（招惹）劳怨，宁坐视国家之凋敝，而终不以己之爵位名誉尝试于成败不可知之数也。夫自为计则得矣，但不知国家果何取乎有此大臣也。治平间之兵，凡一百十六万二千，至熙宁，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元丰稍有增置，亦仅为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盖视前省其半矣。夫以荆公初执政，而能省宫廷费及其他冗费十之四，执政十年，而能次第省冗兵十之五，此其魄力之雄伟果毅，岂复可以测度耶！而其任事之艰贞劳瘁，亦可以想见矣。夫此二者，皆当时言论家所日日鼓舌以谈之者也。谈之而不能行，荆公行焉，则又从而诋之，其可谓无人心者也。而后之论史者，于此伟绩，熟视若无睹焉，其可谓无目者也。荆公所省之兵，《宋史·兵志》详胪其废并之迹，以建隆以来之制与熙宁以后之制两两比较，学者欲知其细，可以覆视，今弗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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