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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选举(2)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不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他的《上仁宗皇帝书》,论述这件事的弊病是非常详尽的。等到他执政以后,却仍然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理由,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在《请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以改变今天的弊端,但担心没有头绪,首先应当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即不再进行诗赋一类的考试,让学生们专心研究如何阐发经典的意义,等到朝廷兴建了学校,在那里修习、研究三代教育、选举官吏的办法,并且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而主要考查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并非他的目的,但当时攻击他的人却已经风起云涌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讨论如何改革贡举法,停止诗赋明经各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作为进士考试的内容,直史馆的苏轼上疏谈到他的意见,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得到人才的途经,在于知人;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在于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如果君主和宰相对每个人都能明察秋毫,朝廷也有切实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衙门里的小官吏和差役中未必就没有人才,何必要到学校里去选拔呢?即使用现在这个办法,我认为已经富富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对每个人明察秋毫,朝廷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即使在公卿和皇帝身边的这些人中,也常常会觉得找不到、没有人才,何况从学校中选拔的那些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够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物也时有兴起和废除,即使三代的圣人在今天复生,他们选拔人才也要通过一定的途经,何必非要通过学校呢?而且,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年间已经办过学校,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以期待天下太平的到来了,至今却只留下一个空名。如今皇上一定要寻求道德高尚又有很大学问的人,责成他去实现九年大成的事业,就要改变当今的制度,使社会习俗发生变化,还要征发民工来修建房屋校舍,聚敛民间的财富,供养这些前来就读的学生。同时,设置官吏,安排教师,并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挑选出来,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只会在社会上造成纷扰,这和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年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乡试应该以道德为重,不要太看重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应该专考策论,诗赋就不必考了;也有人希望采用唐朝用过的办法,兼顾一个人的声望,不必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都封上;还有人主张改变学生们研读儒学经典的办法,不用死记硬背,只考经书的内涵意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行呢?这就需要统治者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提高自身修养,并通过为世人做出表率,来标明你的好恶。如果认为设立个科目提出个名目就可以得到人才,就是教天下的人一起弄虚作假。皇上用孝的名义选拔人才,有勇气的人就会割股,胆怯的人就去看守坟墓;皇上用廉洁的名义选拔人才,有人就会驾驶残破的车子,骑瘦弱的病马,穿劣质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凡是可以讨好皇上的,都可以拿来一用。讲求道德品行的弊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就文章而言,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但就实际的政事而言,则诗赋、文章都是无用的了。不过,即使是无用的,可是自祖宗以来,没有人能够废除,人们认为,按照一定的方式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样,如此而已。近世文章写得很华丽的,没有人能超过杨亿,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吗?通晓经典,学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切实际而又荒诞虚妄的人吗?况且,自唐朝到现在,因诗赋写得好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哪些地方有负于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疏,于是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如果说通过诗赋考试也曾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要做官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中间不会没有贤德之人,但因此说这种考试制度很好却未必。今天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只是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等到做了官,社会上的事情全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在败坏人才,还不如古代呢。”皇上于是下定决心,要废除明经及各科进士的考试,废除诗赋的考试,学生从“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专心研读,并且兼顾《论语》和《孟子》,每次考四场,第一场考专门研读的经书;第二场考孔孟的书,以书中的要旨为主,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试,写论述一篇,第四场考试,写策问三题。礼部考试增加两题,中书省的考试则增加撰写公文或诏令一题。这些就是当时科举制度大致的情况,它沿袭了数百年,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王安石开创的良法美意并不只是这一项啊,都废除绝迹了,没有一项留下来,只有这项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是王安石想要废除而未能废除的,却沿袭了数百年,毒害天下多少人才,真是令人伤心啊!

  如果能完全废除科举制度,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的功能,那是善举中的善举!但是,当学校尚未建立起来,而国家又不能不选拔人才的时候,科举制度也就不能一下子废除。既然不能一下子废除,那么,与其考诗赋,则不如考经义。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说的那一番话,一方面说即使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也不会通过学校。其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但寻找一种办法来选拔人才,也不过如此。其三是说诗赋何曾有负于天下,并痛斥诋毁开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纷扰天下。这真是所谓用恶劣的言论来扰乱政治啊,王安石斥责这些人是流俗真是太合适了。如今,科举考试已经废除,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值得一辨的。仍然在这里讲到他,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言论都不能持之有故,也不能言之成理,大概都是这样。通过以上三章,大家对于王安石当时创立的新法,大致都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与一个朝代的兴亡大计关系不大,这里就省略了。

  (考异七)

  世传王安石主持国家大政的时候,曾经设置“宫观祠录”的官职,来处置异己,很多人口口相传,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来自何方。王渔洋的《池北偶谈》进一步确指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增设的,并非祖宗原来就有的。并且引用了邱文庄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是从哪本书里看来的,但从《宋史·职官志》中考证,祠禄这种官职,是为了照顾退休、离任或年老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使他们安度晚年,设置的一种闲职,最初人数比较少,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以后又有所增加。又说:京城的宫观,按照过去的规定,由宰相执政担任,前任宰相留在京城的,往往授予宫观以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不是王安石创立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宋史》各传中记载前大臣不再执政后接受这个职位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就拿见于《临川集》的人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授予会灵观使,是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公元1068—1077年)以前。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朝廷讨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设置使提举都监,的确是有些多余,然而,现在这种设置,都是兼职,而且有特别是安置,朝廷按照礼仪应该表示尊重,不能以在职来要求。无论废除还是继续设置,关系都不大。如果讨论多余的费用,那么宫观这个闲职,自然是有的讨论,那就不只是设置宫使提举都监可以裁减了。”根据这些来看,王安石执政期间,哪有增加宫观至使人数增加这样的事?《职官志》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言论加以采用而已,而邱濬和王渔洋这样的人,对于各种书籍记载的祠录的由来都没看全,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历史事实!因为讨论王安石的新法,把我的辩词也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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