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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时代(下)(2)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施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在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仍然不能将营房修起来。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施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施行的,中书省要说出原因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礼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答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都没有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认为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又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中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怕人知道,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朝廷说话,就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定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这种礼节就到这里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施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出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其中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其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施行了。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施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还多次派遣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家里召见他们,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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