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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5)


  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著。

  《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著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著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著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古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

  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著之右,但孙著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古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著,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

  《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著作。唯今注疏本之孙奭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踳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著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是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著,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

  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著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铲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著。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唯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唯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著《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钞》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著。此书著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唯据《句溪杂著》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著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唯《杂著》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著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著》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著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庚申(咸丰十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唯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

  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著序》。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于《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著,子冕恭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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