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

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

　　清光绪二十五年

　　诸君：

　　小弟日前到神户，承诸君过爱，款待优隆，小弟感激无已。前者数次演说，诸君不弃，屡屡择其言，弟心窃自欣幸。临行时曾祝诸君，每月会集数次，讲求商务及爱国之义，诸君亦命弟时时将其所见写出，寄来共商。今弟窃于中日商务关系事件，有所欲演说者，谨书以奉告，伏望垂听。

　　今日本内地杂居之事，为期已迫，我中国因国势积弱，不得与各国均沾权利，此最可愤可痛之事也。诸君！我中国人少讲商学，少讲外交，故于实际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源，即如杂居一事，吾人虽知其吃亏，犹以为不过体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诸君勿等闲看过也。寻常人之言每曰：即使华人得一律杂居，我辈亦未必入彼内地，即有之，亦不过做小买卖而已，于商务大局无足轻重，故得杂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无甚关碍云云。弟以为此言大误也。夫今日我国商务之在日本，所以能与西国并驾齐驱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学虽精，资本虽厚，然中国之人勤而且俭，一人可兼数人之业，行号内盘费之廉，数倍于彼，而中日两国邻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账务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场，彼此同一地利，则他国常不能与我为敌，此前者数十年来之情形也。若杂居以后则不然，他国人随意可入内地贸易，而我商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国之出入口商务，皆聚于居留地，日本人之欲与外国交易者，不得不来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挟而制之。及内地杂居以后，情形顿殊，其出口各货，西人在内地就其所出之处而购之，截其上流，岂复有远运至居留地以求售于我者乎？入口各货，西人皆运至内地，就其销流最旺之处而售之，我之货物株守口岸，过问者少，又不能运售他处，必至积压不销。要而论之，出口货则他人买剩者，然后轮到我华人得买；入口货则他人卖剩者，然后轮到我华人得卖，事事落人之后，拾人唾余，后此情形何堪设想。虽云盘费较廉省，账务易通融，岂足以抵当此亏累耶？何况税务又重于他国，成本自增于旧时，欲其站得住，不亦难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尝不瞿然以惊，愀然以悲也。

　　诸君，诸君！小弟阅历甚浅，见识甚隘，于商务事情更属毫无所知，不能道其详细，恐其利害所关，必尚有不止于此者，诸君细细研究，情节更当了然。夫昔者风平浪静之时，各家各自为谋，可以得利，今则情形大变，外面争竞之力甚大，相迫相夺，我辈当此之时，必合力将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则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缩，则各家随之而缩矣。今我同国之人在海外者，犹如同胞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风，须合心齐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浅而易见之理也。条约之事，由国家所定。今国既积弱，而我之外交官吏，复不以此等事为念。彼日本之改正条约，费十数年之力，艰难曲折，而后得与西人立于平等地位。今我国民欲安坐而获均沾之权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犹幸日本近年有深结中国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群自强之力，故官吏虽不能为我代谋，而我同胞兄弟相约而自谋之，联络日本有力之人，说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虽能补救与否未可断言，然十分之中，必当挽回二三。即不能扩充新益，亦可以保全旧业；即不能收其效于今日，亦可以防其害于将来。弟甚望诸君为大局计，勿为一己计，为长远计，勿为目前计，急急谋所以合力补救之法也。

　　诸君，日本人于内地杂居一事，人人认为关系最重之举，全国之人合而讲求其利害，辨难其是非，谋所以预备杂居之法。报纸之中日日言之，著书论此事者凡百数十种，彼其视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国居留之人，因为此事亦各各开一商业研究会，讲论杂居后所当行之事，所当扩之利。西国商人来游东京，交结其士夫商略此事者，无时无之，彼西人之视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国人数年以来，熟视无睹，以此为不甚轻重、于己无关之事，此弟所为深忧也。杂居以后，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一切外国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采自西人，故西人习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讲法学，一旦彼施治于我，他日必将有窒碍百出而吃亏不少者。故我辈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书，译而共阅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趋避；尤不可不设一会议所，常集众人讲论其间，讲求各国商务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学理，练习其方法，处处按诸中国情势，以图扩充抵制之术，此尤今日万不可缓者也。诸君，诸君！天下之理，不进则退，不伸则缩，万无中立之势。诸君必日日图进取，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权利而已，慎无苟安目前，各怀顾忌，以贻后日之悔也。小弟见识浅陋，惟承诸君过爱，苟有所见，不敢不直言之，望诸君采择焉。

　　今者大日本国新条约实施之期在于旦夕。我支那因国权不振，政府所订条约未能援最惠之例（即条约中所云照最优之国相待），故闻关于内地杂居之事，有排斥支那人之议。我支那在留绅商等，于大日本之行政虽不应置喙，然其事有关于两国之利害，及东洋之情势者，亦不敢默然。故准公理，竭私情，欲有所请求，谨述其理由，以质于大日本之政家之关心东方大局者，伏望垂听焉。窃思日本政府执排斥支那之议，必非漫然为无理之排弃，或者于他国之交涉上，与日本之内治上有他种之窒碍，不得已而始然，其所执之理由，必非无据，今我等且置之缓论，请先述我等所见，关于支那杂居所影响之利害，而加一言。

　　第一，排斥支那人，即窒日本东洋商务扩充之机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之商务，输出输入统计，当不落他国之后，此诚可为两国贺，然亦由地势紧接，风俗相同，所以有此。此实东方商业发达之枢纽也。他日杂居以后，支那与欧米人所占地位大相悬殊，支那之受失败，自不必论，然为日本计，欲增进国力，必以扩充商业为第一义。虽然，欲求市场于世界，除支那之外，无更佳者，此一般人之所公认也。然白种人竞争之力，转战已及于东方，东方地主渐有不保其权利之势，日本人之资本权术，固自未足与白种人相角于战场。所持以制胜者，地势之相近，风俗之相习，人种之相同，故着着可占机先，而此最良好之市场，为日本前途最有望之地。虽然，日本欲得志于大陆，非与我支那人联合营业，其势有所不能。如商业上之习惯，如货币之复杂，如交通之不便，如佣雇人之可信与否，如工人之用命，皆必待我支那人协同办理，始能就绪，否则适招损失而已。日本新开苏、杭二埠，于今五年，分毫未能扩充；媾和条约许设制造会社于我内地，而至今无一焉，其故皆坐不能与支那人结组合也。故日本人苟不注意于此，则所谓在大陆市场占优先权者，终属空言。数年以后，一切权利将为欧米所占尽，日本人虽抱远志、怀大略，将何所凭藉以展布之？故我等望日本之有识者定一主义，曰：与支那商人为切实亲密之联络是也。然欲实行此主义，则以内地杂居为之媒介，实最便利之事也。杂居以后，支那人之在日本者，不能不与日本人为切实之关系，关系既习熟，因移之以共营支那内地之业，则其事自甚顺，今日本之识者，非不知彼我联络之为要也。然我支那人常有所徘徊审顾，盖利害之关系少，而情意未亲洽故也。倘一旦排斥杂居，我支那居留商骤受损失，则现在者渐觉无味，未来者裹足不前，惩前毖后，闻风相戒，恐彼我商人之亲交，永无复合之望。我支那人之损失固属不少，而日本经营大陆之前途，毋乃自塞其源，坐失事机乎？我等愿日本之有志者深思百年之长计也。

　　第二，欢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资本力，以助日本工商业之发达也。

　　日本人之才力与慧术，皆不让欧人，而商务未能敌之者，全国之资本力远出彼下也。我支那拥厚资，善经商，欲起会社、营大业者固不乏人，然本国商法不立，官吏干涉，会社之业易陷危险，故营之者少焉，故支那人每患有资本而无投之之地。若日本许一律杂居，以日本法律之严明，能使营业者安心从事，而两国地势密迩，种俗相亲，我支那资本之家自必乐为趋就，工场之设愈多，则日本之劳动者愈受其利。支那富于天产，为今世界原料品之渊海，支那人自购求之，便利必多，利用支那人之资本工业，于日本商界与劳动社会，殆非无益也。且支那人营业于日本内地，不能不借日本人之力，与日本人营业于支那内地，不能不借支那人之力，其情势正相同。譬我辈欲在日本内地设一会社，兴一工场，其株式及役务不能不与日本人共之，是日本人得兼享有支那人自享之利益者盖不少也。况因是联络，渐使彼我商家有异邦同体之亲，其于东方商权之发达，岂有量耶！然则支那人杂居，但见其利，未睹其害也。

　　第三，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三港者，每岁贸易输出入总额自八千万元乃至一万万元。其中输出之部，比较他国，常占高度。只海产一科，为海国之特别利益，其发达全赖我支那人之手；工作之物，销费者亦多。其余日本产物，经我支那人之手而运售于南洋、米洲者，不知凡几。或遇歉岁，则运米以济之，我支那人于日本商界，不为无微功矣。今一旦因杂居之事，使支那人瞠然立于欧米之后，以致失败，使支那人不能自立于日本，日本宁有利乎？且即使日本之商界不因此而生冷淡，然野兔始获，走狗已烹，飞鸟未尽，良弓遂藏，揆之人情，岂能无以怨报德之感乎？在我等因国权衰弱，政府与外交官吏不能力争，故遭此亏累，岂能致憾于日本？只自痛恨耳！然以堂堂东洋文明之国，不念旧谊，而使兄弟不得与外人立于同等地位，得毋于大国之器量，稍有所损耶？窃意深情好义之君子，必有以处此也。

　　第四，排斥支那人，即损黄种之资望，促东洋之危机也。

　　今日本之以排斥支那人为主义者，每曰：杂居者，对等国之权利也，而支那非对等国际国也，与之以此等权利，是损优等国之权也。我等以为此言也，出于白种人之口，吾无责焉，彼其促狭之恶性，向来不以平等待我黄人也。若出于黄人之口，则窃以为不可也。夫支那今日诚微弱矣，然与日本固兄弟也。当日本国权未复以前，岂曾无受侮他国之事？今前事之影，犹未脱于脑里，而忍以此施于他人乎？譬之兄弟二人同于陷井，敌人坐视而笑之，下石而挤之，今其一人幸脱于井上矣，则当设法援手以救井中之人，今不惟不救，又随敌人而下石焉，夫宁忘前此之同病矣乎？且古语不云乎，“兔死狐悲，恶伤其类。”支那人者，黄种之最大部分也，支那人不得与他国立于同等地位，即黄种人不得与他种立于同等地位之先声也。方今北米、布哇诸地，日本人之被排斥，尚与我支那同病相怜，假使我支那终不能与欧米诸国立于对等，则日本者，为有利乎，为有害乎？若虑以我支那之故而亵欧米诸强国，则白种人崇拜之念盛，即黄种人独立之气衰，我等不为支那一国悲，直为亚细亚全局悲也。我支那在海外者千数百万人，所至多受窘辱，然顾念黄种之光荣，保守亚细亚之体面，跛不忘履，人有同情，今日虽在厄运，他日未必无自立之时，若兄弟之国因势而利导之，不费之惠，于日本何损焉。苟不念此，使我支那本有之利权亦归挫败，而支那所失者，未必日本能得之，徒落白种人之手，坐令欧人东方之势力日进一日，覆水难收，往者不复，他日欲补救，已无及矣。夫我黄种之互相轻侮，互相抵排，正白种人所祷祝以求也。今欧人之势力，既披靡于全球，残留之地仅区区之亚洲，合力以抵之犹惧不济，今更摧压支那，以为欧人驱除，吾恐东洋之实力，益复倾陷。依于优胜劣败之公理，我同种之人，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也。诸君之洞察时机，扶持大局，不知何以待之？

　　依此诸理由，许支那人杂居，其利如此，不许则其害如彼。此我等所以外审公理，内竭私情，而不容已于请求也。虽然，寻常人所持理说，有谓支那杂居有妨害于日本者，今得述其说而一二解释之。

　　一曰支那下等社会之人，多未经教育，若行杂居，恐害于日本之风俗及卫生也。

　　二曰支那人以尚俭为主，不与在留之国同化，惟务积储，持归故国，若许杂居，恐有妨于日本之经济也。

　　三曰支那人工价低廉，若许杂居，恐有妨于日本劳动社会也。

　　以上所据，虽非无一理，然大抵有此诸弊者，惟劳动工人为然耳。若商业之人，其实情与此相反，今我支那人在日本者多属商人，而劳动者仅一二耳。故持此论者，在米国、布哇等地犹当于情实，若在日本则未为知言也。今我国人在日本三埠者，守日本之法律，号称驯良。近年以来，一切恶风悉归消灭，此固日本人所同知也。且即使间有恶习，然以日本法律之严明，警察之整肃，以法治之，何难之有？此第一端不足虑也。我支那人在日本者，虽不同化于日本，然尚俭之风犹不为甚，所至市场，增进其地之繁荣者，亦不少矣。此第二端不足虑也。至于日本劳动赁银，比之支那所昂无几，与米洲及英领各地情形大殊，支那工人涉异国以与贵邦人竞争，其势必不敌，如此则劳动人来者必少。此第三端不足虑者也。故自我等观之，日本人所持以排斥支那人之理由，皆不当于事实，是习于米人、英人之僻论，而未细察日本居留之支那人之地位而已。故愿贵邦仁人君子，扩大公之心，念同种之义，一视同仁，普为开通，如此则无损贵邦之商界，无害两国之感情，无损大国国民之器量，无坏黄种全部之资格。近之可以维持贵邦现时之商势，远之可以优占大陆市场之特权。日本帝国幸甚，支那商民幸甚。仆见识浅陋，言词拙劣，惟代我国商民述其意见，伏望诸君垂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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