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债史(6)

　　以上所列，荷兰以下诸国，其公债皆数百兆元。英国以下诸国，其公债皆数千兆元，法国且至一万二千余兆元，而除土耳其、埃及、西班牙等数国外，未有甚以公债为累者。更按其人口以计其每人之所负担，则欧洲中最重者为法国，每人负担三百三十四圆有奇（此据1887年统计也。其时法国人口三千八百二十万八千九百三人，公债额一万二千八百兆元）。而澳洲尤甚，每人负担四百四十一圆有奇（1887年澳洲人口统计三百五十五万千六百二人，公债额各省总计一千五百兆六千八百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四十元）。澳洲附属之纽西仑尤甚，每人负担六百三十七元有奇（1887年纽西仑人口五十八万九千三百八十六人，公债总额一百兆零九百十三万九千三百六十元）。其余各国，虽多寡轻重不同，而其所负担，要皆重于中国。中国人口四百兆有奇，而现在所借公债本银，不满九百兆两，每人所负担，不过二两余，而谓其力不足以任此，无是理也。虽然，负担同而其所以负担者不同。今世界上负担公债最重者，宜莫如澳洲之人民。试举澳洲中纽修威及维多利亚两省情形论之（澳洲自1901年以前六省各自为政府，不相统属）。1867年，纽修威政府应纳公债利息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八十元，而政府所办铁路之赢利六十六万元，官业地售卖及租赁税所入，三百七十五万元。即此两项，已足偿债息而有余。近数十年来，官地卖去甚多，此项所入减少而铁路所入数倍畴昔，至今以此两者偿债息而犹有余如故也。同年，维多利亚省政府应纳公债利息五百七十六万元，其铁路赢利所入三百四十万元，官业地所入六百四十万元。即此两项，除偿债息外，尚余三之一。若此等公债，虽重而毫不苦其重也。一言蔽之，则募公债以投诸生利事业者，虽重犹轻；募公债以投诸不生利事业者，虽轻犹重。今试观维多利亚省所以募公债之原因，则其缘公债所得之结果，不言自明（下所列者，该省1887年以前所募债也）。

　　第一，募以筑铁路用者，二百兆五千四百四万八千四百七十元；

　　第二，募以兴水利用者，五千四万七千九百十元；

　　第三，募以兴他种工业用者，一千六百三万九千六百九十元；

　　第四，募以设学校用者，一千五百五万五千五百七十元。

　　上四项中，前三项皆直接生利者也。其第四项虽似不生利，然为一国养人才，然后可以维持一国之文明，发达一国之生计，则亦间接生利者也。故以此种性质而负担公债者，虽重不重。

　　虽然，若澳洲之例，惟新开之殖民地乃能有之，岂能诸国而尽如是？而他国之犹不以公债为病者，则何也？财政家言列举国家所募集公债之原因如下（据日本田尻稻次郎《公债论》第一章）：

　　一、因战乱骚扰，天变地殃，国家需非常之费用，寻常额定之岁入不能支办之时；二、因欲改良交通机关，及扩张其他文武之事业，要庞大之费用，寻常额定岁入不能支办之时；三、因欲整顿政治及财政，所费甚多，寻常额定岁入不能支办之时；四、国家岁入或一时缺乏，或岁岁缺乏，而欲补足之之时；五、政府欲奖厉人民之贮蓄且保护之之时；六、因欲奖厉保护某种事业，特许与一私人或一会社以补助金之时；七、战争之时。

　　此所以虽不生利之公债，而亦时募集之不容已也。欲明其理，当知公债与租税之关系。夫租税者，国民所负担也。而公债无论迟早，总须偿还，偿还之本息，亦国民所负担也。即所谓永久公债者，其性质殆几于不偿还，然每岁之息，仍国民所负担也。何也？彼今世各文明国，其政府岁出预算表中，殆以公债年息占一大部分。公债愈多，则息愈巨，而岁出愈增，卒不得不取盈于租税，其赋之于民一也。其所以为异者，则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以赋之于将来。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纾其力于多次。质而言之，则公债者，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其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故斯密·亚丹、格兰斯顿诸贤，皆谓公债为戾于道德，盖以为人祖父者，当以利益贻子孙，不当以亏累贻子孙。公债者，无异居今日而先食数十年百年以后之租税也。虽然，今世学者多驳其说。而财政家亦卒未尝守硁硁而惮借贷者，则正以为人祖父，当贻利益于子孙，而非大有所费，则不足以致大利。如彼铁道筑港、水利、卫生诸事业，其结果之利益，数十百年以后犹将赖之，非现在之国民所能独专也。居今日而为将来国民造福，则其所费者，现在与将来分任之，宜也。抑利益有积极者，有消极者。消极者何？即捍御患难是已。故扩张军备与对外战争起焉，此其为不生利之事业固也。虽然，苟微此，则国将弱于人而不能自存；国至于不能自存，则现在国民与将来国民之利益俱灭矣。故为保全此消极之利益而有所费，则现在与将来分任之，亦宜也。公债所以不悖于道德原理者在是。由此观之，凡一国之有国债，其目的在此积极、消极两种利益之范围内者，学理之所许也，反是则其所不许也。中国今日的国债则何如？甲午一役，虽丧师失地，然战争之起因，尤为争本国之权利及名誉。战而胜，则其权利，其名誉，我辈及我辈子孙享之；战而败，则其亏累，我辈及我辈子孙负荷之。故吾辈所能责备政府者，曰战败之结果，由彼所招而已。若夫因战败而不得已以募国债，是吾辈所宜负担而不容辞者也。乃若庚子之役则异是，其战也，本非为国家自卫起见，未尝有所不得已者存也，而又绝无战争之实力，绝无战争之预备。国人皆知其不必战、不可战、不能战，而以一二人之私心拙计，贸然举全国之膏血，为孤注一掷，以至遗毒三十九年，负累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夫我生不辰，与此狠毒腐败之政府为缘，罄吾今日所有以填溪壑，则亦甚矣。奈何取我未离襁褓之爱子，未曾出世之幼孙，并其面分所应享之产业，而亦搜括之也。呜呼！我国民其悟耶？否耶？试观一部《二十四史》，前代暴虐之主，其税敛苛重，无论到若何程度，要之受其难者，不过现世之人而已，及其事过境迁，有新政府立，与民休息，则子孙固可以忘祖父之惨毒也。今者新政府之立，固遥遥无期，即立矣，而我子孙之含辛茹苦以代今人受过者，且三十余年而未有已。试问当局者之罪，有一线焉能为之回护容赦否也？

　　嗟夫！既往不可咎矣。政府既无端演出此恶剧，哀哀作城下盟，人方刀俎，我方鱼肉，一不应之，则目前燃眉之急，已不可收拾。我国民饮满腔之恨为政府偿孽债，以纾现在而图将来，虽不可言而犹可言也。顾吾侪所最当究问者，则乙未至戊戌间，凡借五千万镑，而除偿款外，所余者尚一千二百十七万磅有奇；辛丑以后，各省每年解一千八百万两于北京政府，每年所余者七百万两有奇；及今三年，亦二千万两有奇矣（政府于各省前此应征应解之常款，未尝以赔款重解之，故稍为减免，故不能以补盐课及常关之缺额为辞）。此等羡款，用诸何途，愿我国民要求政府予我以决算之报告，不得勿休也。

　　夫政府今日财政之窘，吾侪宁不知焉，其必非括我脂膏以害藏之于中央金库，吾敢断言也。但其用之也，必有其途，苟能以会计清册宣示于吾侪小民，使吾侪共晓然于其支消之万不容已，则虽重而毋怨也。今会计清册既不可得见矣，吾侪海岛飘蓬，于宗国之事实多隔膜焉，无确实之调查，不能代为发表也。顾以吾所闻，则自乙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三百余万两；皇太后万年吉地工程，每年百余万两；戊戌秋间，皇太后欲往天津阅操，命荣禄修行宫，提昭信股票余款六百余万两；辛丑回銮费，据各报所记，二千余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之佛照楼工程（在南海子），五百万两（见十一月初四日《上海时报》）；今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一千二百万两；另各省大员报效一千三百万两；即此荦荦数端专为一人身上之用，我辈所能知者，其数已盈九千万两，其他为我辈所未知者复何限。若是夫虽有数倍今日之外债，几何不岁月而尽也。彼其言曰：“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夫谓我食汝之毛，践汝之土，汝对于我而要求我之天良，斯亦已耳；而将来我之子孙，又将食汝子孙之毛，践汝子孙之土，汝子孙行将对于我子孙而要求其天良，此无可逃避者也。今汝复预对于我子孙而要求彼之天良，我子孙天良几何，能堪此两重无限制之义务耶？呜呼！我有此土地，有此人民，彼外国之债主，岂其忧债务之无著也？虽所借十倍于今日，不患无应之者也。所难堪者，代人受过之人耳。小说家言，有博徒拥艳妻者，署售妻之券以贷博资，妻既艳矣，宁患贷而不得，所苦者其妻耳。国民乎，国民乎，今公等每年绞四千三百余万之膏血以偿国债之本息，而所偿者有四分之一为北京城内一人无用之私费也，公等节衣缩食，抛妻鬻子，以献纳于地方有司，而地方有司乃贡诸北京，为彼一人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之之需也。公等其知之否耶？公等其知之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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