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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国民军[1]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2]。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3],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兵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版[阪]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4]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径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径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5]了。张之江于自觉的或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昨家兄[6]接到包头方面电音说,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退至包头后,张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肃,一部分入陕西。包头情形不佳,惟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

  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7],请即出兵陕西[8],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不知此电能达否?近据某陕籍将领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9],井岳秀[10]被迫南下。计程国军此时已可抵西安,奉派报亦载有太原专电,谓国军已入陇南,占领天水等处。

  于须[11]在西伯利亚遇李鸣钟、刘骥[12]等,觉彼等思想大变,颇有革命的倾向。嗣又在莫与奉[冯]谈,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冯在莫归志不决,徐季龙[13]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于十日行,冯于十七日离莫,闻于十九日尚在上乌金斯克与史、任等相值[14],似此他们在听到国军退却讯后,必等候冯一同回库伦。闻冯已与于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冯在乌拉山车中致家兄侍称同志,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

  武汉下后,对孙对奉[15]似不宜同时宣战。近据四日顾孟余[16]由广东来电,似革军对江西已下动员令,则对奉的折冲已不可缓。对奉的交涉,向由石曾[17]、寅村[18]去办,他们所接头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张学良的胡若愚等;一系代表张作霖[19]的梁、叶、郑等;一系代表杨宇霆[20]的郑谦等,综合这些日期接洽的结果,可以说是没有结果。他们先说老张已派人赴粤了,可是去了没有,去的是谁,均不可知。后又说要派一个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叶又表示奉方希望粤方先派代表或打电与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说,特别是武汉下后的现在)。小张最热心与粤接洽,杨宇霆则主战,对孙对粤一个一个的打,至于张宗昌[21]则力主援吴,名为援吴,实则要夺取保大及河南地盘。现在英、法两使均在奉,嗣又闻法使已往大连开会议,大要不外排俄与援吴二事。张、褚赴奉亦系与奉张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22]消息,奉张已决出款百万,张宗昌已派定褚玉璞[23]为援鄂总司令,王栋为总指挥,王已赴保,褚由奉归即起程。又闻张宗昌秘印小册多本,系宣布孙传芳罪状及其谋鲁阴谋等。柏烈武[24]曾托人与张宗昌谈询对粤态度,张答,我们与粤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须在奉决定,谈罢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

  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与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

  看钟兄[25]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钟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注释】

  [1]西北国民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19日退出战场,班师回京。22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总统曹锟。25日,冯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参与各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被推举为总司令。当时计有冯兼军长的国民一军,胡景翼为军长的国民二军和孙岳为军长的国民三军。其后,又有魏益三为军长的国民四军和方振武为军长的国民五军。魏部因不久投直,四军即不复存在。1924年11月24日,冯以去“民治之障”为由,通电下野,并拒绝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再三挽留,12月10日,径自宣布“国民军名义即日取消”,自己解除总司令职权。1925年1月4日,段祺瑞又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屡辞不获准。3月间,冯于张家口设西北边防督署,国民军由此成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但实际上国民军的名称仍常被沿用。

  [2]张之江作奸细 张之江(1882—1966),字紫岷,直隶盐山(今河北黄骅)人。辛亥革命时,曾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其后,在冯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1924年,兼任察哈尔都统。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考察,西北边防督办与国民军总司令职由张接任,指挥了南口战役。南口战役的失败,主要由于实力上的悬殊与战略上有失误。张“作奸细”之说,迄无材料和事实可证。五原誓师后,任国民军第1军军长、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全国禁烟(毒)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毛泽东主席以亲笔信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二、三两届)。

  [3]张之江故意弄错 在南口战事紧急时,直军田维勤部曾有人与张之江接洽,提出由国民军首先向外冲出、然后予以响应、进行内外夹击的建议;张则提出应由对方先行动,然后国民军再予响应,致事未果。

  [4]主和派(非战派) 系指张之江。在直、奉、晋联合进攻的压力下,冯玉祥首先实行联直反奉的策略。1925年12月,他派段其澍为代表携亲笔信向吴佩孚求“精诚合作”,被吴拒绝后,又转而联奉反直。冯出国后,张之江继亦曾派王鸿烈、张树声为代表赴奉求和,张作霖先是拒绝,斥为“缓兵之计”,继也派马炳南、郭瀛洲为代表前来接洽,虚与委蛇。和奉失败后,张又进行联直。张之所以这样做,可视为一种策略,他始终坚持保留军队并随时准备作战。

  [5]撤兵的黑幕 在奉、直、晋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有三次撤军:第一次是1926年3月22日,为缩短战线而放弃天津,退守京畿;第二次是4月15日,为避免被包围而放弃京畿,退守南口;第三次是8月15日,为避免被围歼而放弃南口、张家口,全军向平地泉、包头方向大撤退。文中所云“撤兵”,即是指第三次。关于这次“撤兵”,冯玉祥在8月23日得消息后有下列日记:“按敌军之枪炮、粮秣、兵力,均厚于我,惟其结合颇不坚固。故吾未出国时,早有令全军退至丰镇以西之训令,以诱致其自相火并,惜未实行。敌人见我之不退也,遂切实联合,协以谋我,既以重兵攻我南口,复以大军压我多伦,又以晋军牵我后路,楚歌四面,环顾皆敌。我军以伤亡日多,子弹日缺,遂不能不退而西行。待我军战败而退,远不如乘胜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国民军以20万人的兵力,布置在约1000里长的战线上,抵挡具有优势装备和优越后方条件的敌方联军50万人的进攻,最后败退是不可免的。败退后,部队减至5万余人。五原誓师后,张向冯“请求处分”,冯没有给他处分。

  [6]家兄 指当时国民党方面领导人。

  [7]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 “国校政委”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的成员。关于“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的情况,1926年8月27日冯玉祥日记中有记载:“晚七点归来,接李石曾等由飞机传来之电报,深以退南口为非是,并言宜分兵陕、甘,出潼、洛,下襄、汉。余思此事谈何容易?我军之枪械兵力及地方补充,均远不若张、吴,坚守南口,徒蒙无谓之损失耳,有何益耶?”从这份电报看,双方认识有异。

  [8]请即出兵陕西 1926年3月,原在河南被直军击溃的国民二军余部,在师长李虎臣的率领下抵西安,与已在陕西的国民三军的杨虎城师会合,兵力不足1万人。属于直系的镇嵩军约8万人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将西安包围,形势异常危急,故援陕成为当时国民军的又一紧迫问题。李大钊在报告中请求援陕并提出关于进军路线的具体意见,即“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也就是经陕北向南进军。冯的部署是:只由于右任、史可轩率少数部队由榆林南下,而其主力部队则由宁夏的固原,经甘肃的平凉入陕,然后直趋咸阳,与已经先行入陕的孙良诚部会合,以共解西安之围。这条路线的特点是:路途虽较远,但利用甘肃为后方,供给有保障,战略上更有利。经激战,镇嵩军败,11月27日被困近8个月之久的西安解围。

  [9]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 此消息不确。(一)李大钊写出报告时冯玉祥尚未回到部队,国民军大败之后立足尚未稳,不可能在当时即出兵援陕。冯于9月16日回到五原,17日举行誓师典礼,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经稍作整顿,于9月底10月初才陆续派兵入陕。(二)方振武时任国民五军军长、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总指挥为孙良诚兼第三路军司令(共有7路军)。在国民军中当时只方部最完整(有3个师),力量最强。它于10月29日由宁夏固原出发,经平凉入陕,因而并未经榆林南下。经榆林南下的仅为于右任、史可轩部。(三)徐永昌时为国民三军的师长,代军长,担负后路掩护任务,仍住绥远。徐不久即脱离国民军,投靠阎锡山。

  [10]井岳秀 井岳秀(1879—1936),字崧生,陕西蒲城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发动起义。1916年,任团长兼陕西第三警备司令。1917年任陕北镇守使,驻榆林。1924年冯玉祥建国民军后,将所部改为陕北国民军,任总司令。1926年10月16日,冯派人到榆林与井联系。12月12日,任井为国民一军第八路司令。

  [11]于须 指于右任(1879—1964),以蓄长髯而得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8年8月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8月任上海大学校长,邀李大钊商校务改革。接受李的推荐,任命邓中夏为总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国民党“一大”,与李同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年底随孙中山入京,又与李同被任为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1926年夏,因国民军形势日益严峻,受李大钊之托赴苏促冯归国,并带给冯亲笔信。冯日记记载:7月9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7月20日,“告赵君往接于右任先生”。7月28日,记与冯第一次见面。8月29日记:“于右任先生来,言援陕事,当与国民革命军一致,但宜缓不宜急,须斟酌情形规定。此言深为有见。”8月17日,冯离苏回国。于提前于10日先行。16日与冯一起到达五原。9月30日,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12]李鸣钟、刘骥 李鸣钟,国民一军旅长,时任国民军西路总指挥。刘骥,国民一军参谋长。据冯玉祥日记:5月19日,张之江、李鸣钟“为决定改变战略”在国内给他来电。6月15日,冯在莫斯科“同李鸣钟、刘骥谈”。7月26日,又接张之江、刘骥来电,“报告国内情形”,这说明李、刘于7月26日前经西伯利亚回到张家口。冯日记又记:7月20日,派人“往接于右任先生”,28日,冯与于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因此,李、刘与于相遇,应在西伯利亚途中。

  [13]徐季龙 (1871—1940),名谦,安徽歙县人。1904年中进士。1912年3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1917年7月,随孙中山南下广州进行护法斗争,为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奉孙中山之命晤冯玉祥,从此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应邀到京参与国是会议,积极领导支持北方的民众运动,多次担任群众大会的主席。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3月20日,冯玉祥离平地泉赴苏,徐随后到库伦时与冯相遇。北伐时期,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时为最高权力机构)主席,进行反蒋斗争。后声明退出政治活动。1940年9月于香港病逝。文中云“徐季龙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冯玉祥日记:7月9日记:“徐季龙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

  [14]与史、任等相值 史,指史可轩,原任国民军旅长,五原誓师后,任总司令部警卫师长。1927年2月,任西安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邓小平时任校政治部主任)。任,指任佑民,后任国民军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史、任都是到上乌金斯克迎接冯玉祥归国的。由于于右任先于冯玉祥动身回国,故史、任与于在上乌金斯克相见时,冯玉祥尚未到达。

  [15]对孙对奉 孙,指孙传芳,时任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属于直系,但因非出身于曹锟三镇,故不是嫡系。奉,指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以张是奉天省(今辽宁省)人而得名。国民革命军北伐首先入湘对直系吴佩孚开战,对孙暂取守势。9月5日、7日汉阳、汉口相继攻克。武昌亦指日可破,军事重点势必重新部署。故李大钊9月8日即提出“武汉下后”对孙对奉“不宜同时宣战”的战略意见,以求各个击破。

  [16]顾孟余 (1888—1972),名兆熊,直隶宛平(今北京市)人。1922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校图书委员会主任(李大钊为委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后到广州、武汉。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曾参加国民党改组活动。顾言北伐军已“对江西下动员令”,是告诉李大钊以最新情报。据《蒋介石年谱》:8月30日,蒋电令朱培德:“商定攻赣计划”,并决定“赴赣督战”。文中云顾4日来电的消息,即是指此。

  [17]石曾 即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直隶(今河北)高阳人。1902年赴法,1905年毕业于蒙达顿莪农校,继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攻读。1906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蔡元培组织华法教育会,后又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任副会长。1920年,先后在北京和里昂创设中法大学,任理事长兼代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监察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18]寅村 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后游历日本。1922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1924年春,任广东大学教授,后赴北京从事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与李大钊合作共事。曾两次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19]张作霖 (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土匪出身,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任师长,旋又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后,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败退关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利用段祺瑞的支持与冯玉祥的倒戈,打败直系吴佩孚,把持北京中央政权。1926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派军警搜查俄使馆区,逮捕并继而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1928年6月被北伐军战败,乘火车逃回沈阳,途经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孙中山曾采取联奉、联皖(段祺瑞)、反直的策略,双方信使与高层人士往返甚多。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张胜利后,并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此种联盟已不存在。故李大钊策划的“折冲”工作亦难以进展。

  [20]杨宇霆 (1886—1929),字邻葛(又作麟阁),奉天(今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士官派”首领。曾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第四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职。素骄横,主张对南方用兵。1929年被张学良处死。

  [21]张宗昌 (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曾为土匪,幼无赖。1921年投靠张作霖。1925年12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与国民军作战。次年占领北京,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1928年部队被北伐军消灭。1932年在济南车站被韩复榘派人刺死。关于张宗昌“力主援吴”,李大钊9月8日的情报与判断是正确的。据考,张作霖于9月6日召集张宗昌等开军事会议,讨论援吴佩孚以抵抗北伐军的问题。9月16日,派张景惠为代表赴长辛店晤直军副总司令齐燮元,磋商接收保(定)大(名)问题。9月17日,张又到郑州与吴佩孚磋商。吴为保住地盘,拒绝援助。9月25日,张宗昌、褚玉璞以援鄂为名,不待吴的同意,就出动6路军进逼保大,齐燮元移兵拒之。9月30日,吴佩孚派张国溶、符定一为代表到济南请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大与南下河南。

  [22]安福方面 安福,是安福俱乐部或安福系的简称。1917年反张勋复辟之后,皖系首领段祺瑞又重掌中央政权,为了排斥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和恢复原国会,1918年段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所谓俱乐部,以收买政客,伪造选举,进行政治阴谋策划。这一政客集团,被称为“安福系”,其所把持的新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1920年的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徐树铮等被通缉,安福俱乐部亦被解散,但这部分政治势力仍在活动。文中“安福方面”即是这方面人物的代称。

  [23]褚玉璞 (1887—1931),字蕴山,山东梁山人,土匪出身。1921年随张宗昌投张作霖,时任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后被国民革命军击溃,逃大连。1931年被旧部活埋。

  [24]柏烈武 (1876—1947),名文蔚,安徽寿州人。1905年,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旋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与陈其美一起收复南京,继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1912年任安徽省督军兼民政长。1913年7月,宣布安徽独立,进行讨袁。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受命督办北方党务,与国民军多所联络,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李大钊与之共事,即在此时。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

  [25]钟兄 中共中央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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