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李大钊

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

　　—九月一日北方区政治通讯（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一、南口陷落的前后

　　以战争进行的顺利与防御工程的坚实，南口陷落几为不可能之事。这一突变使我们北方的政治计划，受一重大打击！

　　我们曾经说过，奉系对国是和、战并行：和则以退出直隶地盘为条件，战则趋重于东侧之进攻。在战的方面，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下多伦，同时并开始向南口炮战，意在一鼓荡平国军也。但是多伦既于八月五日夺回，而南口战事，奉军方面亦毫无进展，且以损失过大，呈不能支持之象，故自［至］十日后，南口入于休战状况。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2]，几不能令人置信——而此突变，固事实也！

　　奉联军在多伦得而复失之后，对南口正面已不能取猛攻战争，而其后方京、津、京畿西路各（友）军约三万余人，均已商量就遂，并与国方约定，于十二（日）晚由国军冲出为信，截断奉联归路，一举而歼灭之。岂知事至当时，国方无一兵之出动，而此计划根本失败，京、津友军并被解散。此计划失败不过二日，奉联军累月猛攻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败于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于失败之倾［顷］，致北方民众更入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南口既失以后，国军忽剧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各军不过十二、三万人，现已退至绥境。大概须固守丰镇为第一道防线，平地泉为第二道防线，包头为第三道防线。

　　二、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及其仅有的出路

　　国民军未败以前的地位是很胜利的，但竟失败如此特剧，其中必有大缘故：

　　第一，张之江破坏战争。我们提到张之江的名字就马上要想到两件事：冯玉祥的去职与“三·一八”的惨案。这两件事的发生，张之江都要算主动人物。当国民军初次进攻天津之时，张之江就争地盘、要位置，及至退到北京以及南口之后，他更一意以投降张作霖或吴佩孚为事。因此之故，冯派“人治”的国民军意见分歧，内部冲突日益渐剧，张之江遂为部下所反对。如是，虽不敢明投敌人，但是暗中进行破坏战争工作，若非痛哭流涕以主和，及暗中摆布以阻军事之迅速与成功。其在国民军中，虽无具体实力，但在内部扰乱则有余，如此本无统一思想的国民军终归失败。

　　国民军退出南口以后，“战出一条生路”，为当时必然的办法，不占住富庶之山西，国军绝无存在之可能。故进攻山西为国民军退出南口后，在生存上必不可已之战争。但此为张之江所反对，又于军［实］行之中多方掣阻，致大同、天镇两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3]，羁住大量兵力为围城之用，而不能尽量反师多伦、南口诸要塞，战较山西更顽强数倍之敌人。

　　十二日运动，张之江本已与奉联后方友军约定与当夜八时，由国民军冲出发动，但其命令前方则谓：俟奉联后方友军发动后再行冲出，以致该项计划根本贻误，南口失败于功在垂成之时。

　　第二，奉联军累战累败的结果，有从南口撤退倾向，所以至一日起，炮战无进展之后，奉联方面飞机即向南口一带探察国军阵地，远而至于居庸以北，并在十日起已有开始撤退行动。这在国军视之，当然认为无法续战，故而撤退，但在奉联方面，则因飞机探得国军后方空虚，故移动正面部队向南口后方作迂回战争。故十三日夜二时，延庆失守，国军前方尚未全知，直至十四日午方全部退却。

　　第三，多伦、沽源因宋哲元部反攻深入，被奉军包围而再次失守，遂使南口之兵，势不能不退。

　　第四，龙虎台失陷，使奉联向南口攻击，居高临下，并截断国军水源。

　　第五，张之江坚持退兵，不于南口作数日之支持，以于奉联后方共同举动，以至牵制。

　　第六，库、张交通不便，子弹接济不上。

　　有以上原因，国军似乎非退不可。其在撤退时损失之巨，实交通系之捣乱。同时，因国民军平昔对工人之仇视，工会之破坏与对交通系之勾结，遂使工人于国民军撤退时无法帮助，虽然战争中他们曾帮助国军不少。所以，凡交系工贼驾驶之车头均行撞车，及我们工人交通队往救且受杀毙之惨。

　　总之，能战能爱民之国民军，以无中心的政治思想，腐败领袖与对工人、农人变式的压迫，决定了国民军终须失败的命运，虽然尚有许多直接的原因。

　　国民军既如此失败，其出路或不免于向甘、新垦殖边陲与占领陕西，东出潼关与中原友军汇合，以与国民革命军相呼应。前者迟慢而且敌之随踪迫来，并未能安以垦殖，后者，则虽有几分冒险，但国军惟一有希望的出路，确不离乎此。

　　《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

　　1926年9月8日

　　【注释】

　　[1]题解　192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区委员会（简称北方区）。之前，1924年3月建立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简称京区）。京区与北方区都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地区包括京、津、冀、豫、晋、陕、三特别区（察哈尔、热河、绥远；即内蒙）及东三省等地。1926年7月，全区有党员2069人，李大钊任书记。

　　192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编发《中央政治通讯》，以“为供给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参考。”规定只印14份，要求“绝对妥为保存”。并规定北方区的代号为“白和”。本篇为北方区发于该刊的第一篇通讯，现查陆续发表的另有9篇共11篇。署名情况有四种：（一）署北方区（2篇）；（二）署白和（4篇）；（三）署李大钊个人（2篇）；（四）未署名（3篇）。上述署名尽管不同，但实质并无异。因中央明确规定，此通讯仅发给“重要区域负责书记”，在北方，也就是只发给李大钊，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人。在这种意义上，北方区（白和）与李大钊是等同的。而事实上，通讯中所述的工作，也完全归于李大钊；其情况也只有李大钊才能掌握。至于其文字，经辨认亦应属于李大钊。其中明确署李大钊个人的2篇，1984年版《李大钊文集》已收入。另9篇未收，现一并收入。

　　[2]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　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京会晤后，即联名发布“讨赤”总攻击令。7月5日，奉军、直、鲁军对南口下总攻击令，7月24日开始猛烈攻击。至8月初，国民军击退联军10余次总攻。8月5日，联军再下总攻令，在龙虎台、关公岭、虎峪村等要地白刃战百余次，凤凰山双方争夺前后易手10余次。8月9日，营子城、偏坡峪、铁卢沟、毛司台、落马坡等要隘失守，鲁军铁甲车队攻破南口外壕，致形势危急。左侧翼多伦收复后，又被奉军攻克，总部张家口已受威胁。8月12日，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于张家口召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放弃南口，实行总退却，向绥远、甘肃作战略转移。14日正午，奉军占南口火车站。下午2时，南口全部被奉军与直鲁军占领。次日，张作霖通电，称：“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这就是报告中所称的军方的正式消息。

　　[3]致大同、天镇两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　直、奉、晋联军对国民军的进攻，从1926年4月下旬开始，其综合兵力约50万人，国民军兵力20余万人。退守南口后，驻扎于北起多伦、沽源，经延庆、南口西至丰镇2000余里的防线上。故其前期作战方针为：对奉直联军（东线）取守势，对晋军（西线）取攻势，企图首先迅速夺取雁门及以北地区，然后集中力量再对付奉直。东线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坚守南口；西线以宋哲元为总司令，5月18日向晋军进攻。至6月中旬，晋军两道防线被攻破。被迫退守雁门，晋北绝大部分县城为国民军占领，但天镇（傅作义部坚守）、大同（张汝萍部坚守）、浑源、蔚县等战略要地未能攻克。在雁门关外的争夺战中双方都损失惨重。7月初以后，战事重点遂转移以东线南口为主，其中一部分兵力，由宋哲元率领去收复被奉军占领的多伦。但西线仍面对8万晋军，故不能不仍留相当兵力。至于说南口失守以后，再去夺取山西以为出路，那已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形势是：8月19日，联军占张家口；26日，晋军不仅收复全部失地，而且占领了丰镇与平地泉。这两个地方，即是文中所预计可能的第一道与第二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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