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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之悲剧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1]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博士谓在美国舆论之渊源有六:(一)学校,(二)报章,(三)教会,(四)剧场,(五)工人团体,(六)妇人俱乐部是也。由博士之言以观,演剧之影响于政俗者,不减于学校、报章、教会之势力,而在吾国今日之社会,或且迈之。吾而欲于政俗开一新面目,不可不于此类加之意也。

  京中广德楼[2]所演之新剧,颇与社会生活有所感触,故能引起听众之兴致,尤以悲剧为其擅长。惟其注入剧中之思想精神,则多蹈于陈腐固陋之辙,虽间亦有允[充]足描写现代生活之处,而以其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其结果不惟不能于政俗之革新有所奖诱,反以致其阻梗,此其咎固宜由编剧者任之,而演试之诸伶不与焉。

  余自前月闻该剧场排成《自由宝鉴》一剧,欲观之而未果。朋辈中有往焉者,如梁君漱溟[3]至为之洒泪,白君惺亚[4]则大愤此剧精神注重之失当,而为自由呼冤,遂于《言治》季刊作《家族原论》,披露所怀。余于申明吾说之前,欲使阅者得悉此剧情实之梗概,并与以批评此剧之印象,故借白君之言以起吾说焉。白君之言如左:

  ……京伶演剧有名为《自由宝鉴》者,意在为自由结婚者资其劝诫,情殊哀惨,悱恻动人,然其精神点睛之所在,真可谓完全代表旧式家庭之思想者也。剧系二少年男女,均学于沪,邂逅爱慕,冀共图姻好,事为其亲所知,重遭申詈,男女志甚决,抗不从命。坐是家庭情感益恶,遂抉禁范成之。婚既就,两家各以其子之不肖,辱门楣,绝之。少年夫妇不得已辍学浮海,北来京师,期发愤功名以自赎。顾少年不省世态,性憨穉,再为宵小匪人盗骗,罄资金,贫不克自存,陷匪人计,女遂坠身妓中,男落魄以恶疾亡,女既悲夫之死,尤恫自身之辱,仰药以殉。男女临终忏悔自语,溯膺古训,悼往此之误入新说,重喻以警来者。余鉴于斯剧[5],辄涕不可仰。顾继而追溯斯剧之始末,则又致憾戏剧之业至要且重,所以系群化思潮者至深。端人哲士,举无所问,而一任盲优市驵为之,剧业可无,通俗教育可废。彼少年男女,际兹蜕变之季,见理特真,于家虽为逾度,然心性固伉毅卓特人也。揆其所为,既死殉矣,末路固不应重为人道痛。编斯剧者,徒以新旧思想冲突之结果,重污自由之神圣,刍狗[6]少年之人格,于事为荒,于理为谬,不可训一。自由结婚,亦复何害?第须计及婚姻以后之事,故自由结婚具备之条件,必为有能力独立生活者,少年修学时代,万不应以男女情缘自扰。兹乃智力能否问题,非婚姻是非问题。智力不周,误入孽境,婚姻之自由,纵可得达,由斯以往,皆忧患也。吾国情死,多在婚姻不自由之先,而西国情死,恒在自由婚姻以后,亦正以智力困于独立之故。兹二少年夫妇,以愚意所案,决非失之于先,乃失之于后者,完全坐智力不完之问题而已。斯剧点睛之所,首当以斯义之精神,归入忏悔,引伸譬喻,用警愚俗,不斯之悟,魔上转魔,乃归宗于破坏家族伦义致得此果,奖励依赖,助长家顽,不可训二。不可训而训,愚谓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勿以其剧为小道而忽之……

  余于前晚,始得观览此剧,而深悟惺亚君之所论,颇得我心之所同。然余犹忆在剧场时,见其演至悲痛穹[穷]愁处,辄为之百感交集,觉眼中有千百副泪,同时皆欲夺眶而出,以哭此不得社会同情之少年,哭此神圣之恋爱,哭此横受摧制之自由,哭此诸多缺陷之社会也。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果。故无恋爱则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恋爱之结晶,徒拘牵于社会上之礼型而就,则有家庭与无家庭等,甚且为罪恶之窟,仇怨之府焉。盖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家庭而建筑于恋爱之上,纯实不杂者,则其人于兹世所遘之生活的风雨炎凉,皆能赖斯以避之安之。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吾国今日社会之缺陷,在在均足以酿人生之不幸、不平、悲哀、烦闷,而激之甚者,或则怨气所召罹于罪恶,或则穹[穷]愁所驱流于堕落,其最要且甚者,尤为婚姻制度。夫婚姻既以恋爱为惟一之条件,则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于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而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期于青年男女,得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真爱既已蕴蓄于一门,仁风斯能广播乎全国,而后爱国、爱群、爱世、爱物之思油然而生。此其所关,良非小故矣。今吾国之社会习惯,家族制度,皆未足以喻此。而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而如天之福,两小无猜,尚能相爱,家庭之内,犹不至惹起意外之悲剧,倘或性行相与径庭,则必至以洁白无邪之少年,沦陷于悲哀怨苦之中也。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对于自由解放之要求甚为强烈,对于恋爱神圣之自觉甚为彻底,则必抉其藩篱,以达所志,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今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最可怜者,剧中写少年夫妇当绝离兹世之顷,自白忏悔之旨,违心以自责,谓为误信自由新语之所致,是其受社会尔许之厌弃,蒙家族尔许之冷遇,以致展转流离,穷愁潦倒,以殒厥身者,咎固在于不自由,彼宁不知之,知之而犹不敢明揭其故,反以咽几多不平之泪,忍几多不满之情,以降服于旧制度思想之前,然后知社会制度、家庭势力之积压,其力足以侵迫个人之自由者,固若兹其重也。近者日本东京芳川伯爵之少夫人镰子[7],以限于门阀家族,代缔婚媾,遇人不淑,家庭中每有隐痛,以致坠于罪恶,而与汽车掌[8]通焉,卒至相抱而情死,男女各有遗书一通,颇自忏其生前之所为,谓为有玷两家之门楣。此其自忏之旨,与剧中少年夫妇临危之所陈,事实虽不相类,心理则相同也。此事既发见于东京,彼邦学者,多有评论。浮田和民[9]氏溯本穷原,归于婚姻不自由之结果,谓家族代子女缔婚之制为社会之缺陷。其他之以镰子夫人为时代之牺牲,而为文以吊之者,正复不乏其人。佐藤红绿[10]氏至以二人之遗书,临终以告其戚友者遭人焚毁,谓言论之压迫,乃亦延及于死人,颇愤慨日本社会对于个人之自由,侮辱剥夺之甚。余今于斯剧之精神,持与浮田、佐藤诸氏之说以相证,益知不自由之悲剧,其演于世界者,正复不止于吾国今日之社会。然使文学演剧,又从而推波助澜,则由剧场中悲剧之感化,因而造成社会上之悲剧者,必且环兴而无已,则是文学演剧之功,不及于社会,而适以助长罪恶,增加缺陷,是不独一剧编演得宜与否之问题,政俗之变易、思潮之革新系之矣。余故郑重以为此论,一以忠告广德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旧思想之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滋可惜也。以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与以诚恳之贡献,有功社会当非浅鲜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9日

  【注释】

  [1]马秀士 疑指美国学者Shailer Mathews(1863—1941),美国宗教教育家,曾任Colby学院政治与经济学教授,后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法国革命简史》、《历史的精神解释》及有关圣经、神学、教育、妇女、周日工人学校等论著多种,主编过《今日世界》等杂志。1915年1月,作为美国全美教会联合会的代表,携带威尔逊总统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国社会上出现的排日舆论等作解释,并表达美国人民愿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访问一个月,发表演讲百余次,其中2月6日在李大钊留学所在的早稻田大学做过演讲。

  [2]京中广德楼 晚清、民国年间北京著名戏园之一,位于前门大栅栏繁华商业区,初建于嘉庆初年,义和团运动时被团民烧毁,后重建。清朝末年,绥远将军钟贻谷之子钟志谨为房东,名武生俞菊笙亦为股东之一。后钟氏被刑部拿问,其所持股份转售给果香菱。民国初年,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杨小楼、俞振庭(股东、俞菊笙之子)、张毓庭、贾洪林、梅兰芳等曾在此联袂演出,轰动一时,广德楼也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

  [3]梁君漱溟 (1893—1988),广西桂林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顺天中学堂,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与李大钊有较多交往。

  [4]白君惺亚 即白坚武(1896—1937),原名见五,字馨亚,又字惺亚,直隶(今河北)交河人,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曾任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议员,在清末请开国会运动中,与李大钊同被推为学生代表。毕业后,先在京、津任教。洪宪帝制起,避居上海,间参冯国璋戎务。1916年任内务部部曹。1918年作为直隶代表,参加南北议和会议,后赴南京,被李纯聘为参议。李死后,受吴佩孚聘,任巡阅使署政务处处长。李大钊早期与白氏关系十分密切,并曾通过他做争取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工作,“二七”惨案后断绝来往。

  [5]余鉴于斯剧 鉴于,本指考虑到。此处指“一想到……就……”。

  [6]刍狗 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魏源《老子本义》:“结刍为狗,用之祭祀,既毕事则弃而践之。”《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陆德明《释文》引李颐:“刍狗,结刍为狗,巫祝用之。”后因用以比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白惺亚此处用作动词,意指贬低少年之人格。

  [7]芳川伯爵 芳川宽治(1882—1956),日本贵族、政治家、实业家。为人放荡,常住妾宅而不归家。其妻子即“少夫人镰子”,全名为芳川镰子(1891—1922),爱上了家里开车的司机。宽治发现后解雇该司机,软禁镰子。镰子成功脱逃并与司机私奔。两人后于1917年3月7日在千叶火车站附近自杀,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千叶心中事件”,宽治也因此而退出政界。

  [8]汽车掌 即汽车司机,此处当指家庭所雇佣之司机。

  [9]浮田和民 (1859—1946),日本政论家、历史学家。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藩藩士之家。早年就读於熊本洋学校、同志社英学校。1879年毕业后一直在同志社担任教职,期间于1892年至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学习政治学与历史学。归国后,先后担任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讲授西洋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期间长期担任大日本文明协会编集长及《太阳》杂志主笔,宣传自由主义学说,被视为英美派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甚丰,撰有《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西洋中近世史》和《政治学史》、《政治原论》、《社会学讲义》等论著。其《史学通论》在清末民初有多种汉译本,对近代中国新史学具有较大影响。

  [10]佐藤红绿 本名佐藤洽六(1874—1949),日本作家。1893年东京法学院毕业。1894年入日本新闻社。1898年起,历任《富山日报》、《报知新闻》、《福音新报》、《读卖新闻》等报主笔、编辑和专栏作家。1906年开始创作剧本、小说,并先后参预组织电影、戏剧界的吉泽商会、新日本剧团、东亚映花所等社团,倡导各类文艺活动。著作编为《佐藤红绿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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