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之法则|李大钊

调和之法则

　　（一九一七年春）

　　往者章秋桐先生在《甲寅》杂志倡“调和”之义，意在析陈政力向背之理，俾政治当局自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也。乃袁氏专制性成，卒不悛悟，重以帝欲之所驱，益向沉渊之中以趋，终至沦溺而不可拔。吾民于此，因以觅得机缘，相牵相引，相提相携，以入调和之途，而举西南之义旗，共和以之重光，独夫以之自毙，是知政理所在不可或违，违则败亡立见。盖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余曩有言，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映之间荡漾而出者。美味，人之所乐尝也，然当知味之最美者，皆由苦辛酸甜咸调和而成也。美音，人之所乐闻也，然当知音之最善者，皆由宫商角徵羽[1]调和而出也。美色，人之所乐观也，然当知色之最美者，皆由青黄赤白黑调和而显也。美因缘，人之所乐求也，然当知因缘之最美者，皆由男女两性调和而就也。饮食、男子［女］如是，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是美者，调和之子，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

　　调和之境，虽当宝爱，而调和之道，则不易得也。由吾之政象言之，袁氏既死，政局宜稍有光明之象矣，顾乃反是。新旧之争哄不绝，党派之轧轹未已，接触愈多，排挤益烈，长此以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以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而非吾国今日之能堪。故调和之声，近又稍稍闻矣。但凡一事之兴，一说之立，利之所在，害必从之。即如调和之说，初旨本甚可贵，而思之不慎，辨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真正合理之调和未著厥功，而虚伪敷衍之调和已肆其祸，将日言调和而全失其真，适居其反。此古人所以恶紫之夺朱，恶莠之害苗，恶郑声之乱雅乐[2]也。兹陈数义，以告今之以调和新旧自任者。

　　（一）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今人不解调和之真义，因于一切分当竞进之事，而皆有所怀疑不敢自主之概。似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也者。于是一群之中，进化之机能，活泼之组织，将以全失，而日降于颓废，相与养其腐化之性，以争取宠媚于强力者之前。一若稍涉迟疑，此调和之美事，遂为他人所专有，而己乃退于强有力者鄙弃之列焉。呜呼！以此言调和，数年而后，中国人之精神性灵，虽欲不索于枯鱼之市不可得矣[3]。盖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抗行竞进之事，非敷衍粉饰之事。不幸此种绝美之名辞，一为吾懦弱颓废之民族所用，遂而淮橘北枳[4]，迁地弗良，取以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苟安之劣性，而遂其突梯滑稽[5]之俗癖，斯诚非昌言调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昔斯宾塞以得半之说，诠疏天演之理。莫烈[6]言调和时，既称引其说，复郑重为警惕之语曰：“吾辈执持斯义不可越乎其应行之程。盖人生天性，弊机所伏，多在于避难而就易，习故而安常，作者（指斯宾塞）之意，亦仅在陈述调和为人事演进之象，歧力相剂之结果如斯耳，并未尝界划斯境，视若吾人实践之义务。即于作者之书中索之，于其所阐发之进化主义中索之，初未尝有所表征于彼故意牺牲真义者而优容之也……”（依剑农君译语，见《太平洋》第一号《调和之本义》篇）。痛哉斯言，盖不啻为吾国人而发也！弱腐之民，其天性之弊机，即在避难就易、习故安常。以斯言证诸吾人，乃为无可辨讳。又以东西洋之生活不同，文明各异，因之传来之道德，亦相悬殊。西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保存自我（Self-preservation），东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Self-sacrifice or Self-negation），而调和之目的，乃在自他两存（Co-existence）。故西洋人言调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于不牺牲他人；东洋人言调和，宜以不牺牲他人为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调和之义，苟或误解，即邻于牺牲，而暗合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格、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而专制之势成，此皆伪调和之说误之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

　　（二）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夫新与旧之区别，果以何者为准乎？将以人之年龄为准欤？则同一年龄者，其精神状态不必相同，年少者未必果新，年老者未必果旧也。将以派别为准欤？则同一派别者，其主张亦不尽相同，只以感情至历史上种种关系牵之使然者往往有之。足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故年龄、派别，举不足为区别新旧之准也。然则新旧之分，究将奚准？故黄远生[7]先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本源何在？在其思想。”此殆可称为探本之论矣。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硕学穆勒尝陈其理矣，曰：“凡于政治或社会，其所企无独关于秩序者，亦无独关于进步者。欲举其一，二者必当并举也。……进步之所需与秩序之所需，其性质相同，惟用于进步者视用于秩序者为量较多耳。安固之所需与进步之所需，其性质相同，惟用于安固者视用于进步者为量较少耳。三［二］者盖同质而异量者也。”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其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

　　（三）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夫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龃龉，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个人而能自克如此，则其人之调和能事已毕，初无事乎有一二人焉，揭调和之帜，日相勉戒乎他人。盖调和之事，不求于一己之思想，而求于各个之人身，必徒冒疲于奔命之劳，而终于渺无效果也。且凡能达于调和之境者，溯厥由来，成于自律者半，他律者亦半，而第三者之调停不与焉。自居于一势力者，能确遵调和之理，而深自抑制，以涵纳其他之势力，此自律之说也，是曰有容。自居于一势力者，确认其对待之势力为不能泯，而此对待之势力，亦确足与之相抵，遂不得不出于调和之一途，此他律之说也，是曰有抗。分［外］此皆虚伪之调和，非真实之调和，枝节之调和，非根本之调和，绝无成功之希望者也。

　　（四）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加担［袒］于一方，亦惟必加担［袒］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夫调和之事，既无第三者容喙之必要，则言调和者，自当于新旧二者之中，择一以自处。盖虽自居于一方，若为新者，而能容旧势力之存在；若为旧者，而能容新势力之存在，究于调和何害者？惟若自别于新，而又自别于旧，不甘于旧而又不敢居新，宅不新不旧之地位，挟非新非旧之势力，以夷犹容与乎二者之间，则新者将不视之为新，而以疑忌临之，旧者将不认之为旧，而以敌异遇之，进退失据，无所归依，人且弃之而不顾，调和之效，抑将安著？且既自立于超然之地位，又启两方之猜嫌，为自保计，亦必谋其自身势力之巩固，对于两方，时有操纵之迹焉。于此而言调和，不近于投机，则邻于挑拨，将调和之声愈高，轧轹之象愈烈，调和之人愈众，轧轹之机愈多，其去调和之境，正犹南辕而北适。此于调和，最忌之事也。亦有个人将加担［袒］一方之前，自审两方势力之孰强孰弱，而将其一分之力，以尽平衡质剂之用焉。果一势力弱而一势力强也，则于一己之思想，当与较弱之势力以较多之同情而称之，以维其平衡，以求其质剂。此则可望之于二三先觉之政治家，而不能以责之于庸众。［……］调和之变则，非调和之常境也。所怀如是，幸注念焉！

　　是篇为愚于去春针对时事而作，曾以寄登在日本东京出版之《神州学丛》，以遭日政府之禁，学丛竟至废刊。兹复转载于此，虽不无明日黄花之感，而其中陈义，亦或有一得之愚，尚足值时贤之一顾者。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惟阅者察之。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注释】

　　[1]宫商角徵羽　古乐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简称之为五声或五音。《礼记·乐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矣。”毛奇龄《竞山乐录·五声不并列》：“人声层次虽多，然只五声而止。如宫是第一声，商是第二声，从下而上，从浊而清，从低而高，从重而轻。”徵，音zhǐ。

　　[2]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何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乱正色。”紫，蓝色和红色合成的颜色；朱，大红色。古代视为五色中的正色。郑声，本指春秋时期郑国的音乐，因与孔子等提倡之乐不同，而被视为淫邪之音。雅乐：古代帝王祭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时所用的舞乐。周代用为宗庙之乐的六舞，儒家认为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奉之为雅乐的典范。后世帝王都循例作雅乐，以歌颂本朝功德。

　　[3]虽欲不索于枯鱼之市不可得矣　《庄子·外物》：“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李大钊用此典以指明如不能正确、及时讲调和，则用不了多少时间，中国人之精神性灵，都将枯竭，即使想不让它沦落到“干鱼”店里，也不可能了。“枯鱼之市”，当为“枯鱼之肆”。

　　[4]淮橘北枳　《周礼》：“桔逾淮北而为枳……此地气然也。”说的是桔树在淮河以北长出的果实便成为“枳”，意为物种随环境而变异。

　　[5]突梯滑稽　委婉从顺，圆滑随俗。屈原《卜居》：“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吕向注：“突梯滑稽，委屈顺俗也。”突梯：圆滑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耳。”

　　[6]莫烈　John Morley（1838—1923），今译摩莱或摩里。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英国自由党的许多报纸和杂志的编辑。1886年和1892—1895年两度担任自由党内阁爱尔兰事务大臣。1905—1910年任印度事务大臣，奉行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他的思想颇受密尔及斯宾塞等人的影响。其《论妥协》（On Compromise）一书曾由李剑农、高一涵及李大钊等人加以介绍，是民初调和思潮的思想来源之一。

　　[7]黄远生　即黄远庸（1884—1915），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原名为基，字远生，笔名远庸、远，室名惺惺室。光绪三十年末科进士，曾留学日本。初为北京《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时报》通讯。后任《申报》特约记者，为辛亥以后北京的著名记者。袁世凯酝酿帝制时，派薛大可在上海创刊《亚细亚报》沪版，约黄为总撰述，迫其撰文赞成帝制，黄乃于1915年9月托辞赴美，是年12月旅旧金山，被误认为帝制派而遭刺杀。有《远生遗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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