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

战争与人口问题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余曩居日本，时闻彼邦政界山斗奋勖其国人者，辄提二义以相警惕。彼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根于马查士[1]之人口论与达尔文[2]之天演论。

　　余之举此，以证今世列国对于战争之观念，其的志乃在赖以解决己国之人口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依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roudhon[3]氏“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

　　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余乃审马氏之说而妄为之评骘焉。马氏人口论之要旨，在谓地球之面积有限，地之生产力又为报酬递减之法则所制，而有一定之限度不能超越，故食物增加之率为算术的，而人口增殖之率则为几何的。人类苟不自节其欲以限制其出生，纵其本能之所之，必陷于人口过庶之境，而饥馑、灾病、夭札之祸殃，战争、掠夺、自杀、杀人、堕胎等之罪恶，乃以不免。人欲避是等祸殃与罪恶，当以节欲洁身之德，自度其生计之能力，而后娶妻生子，此患或可减免，舍此更无他道。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由今考之，各国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征之英、法、美诸邦之统计，皆有此等倾向，此其说之不完者一。就令果过庶焉，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之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初非必待节欲始克遏其势者。又况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究能奏效与否，尚为一疑问，此其说之不完者二。准斯以谈，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必绝对不可抗者，盖所谓文明即人类发挥其天赋之能以与自然势力抗敌之度也。人类本能之势力日增，自然之势力日减，即文明之程度益进。今世之声、光、电、汽，无非人类依其开发之资能，战胜自然势力之虏获品。使无文明之进步，则声之不能传，光之不能显，电汽之不能应用以缩小时间与空间，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顾以人类思究之精，发明之巧，飞机可回旋于空碧，潜艇可横行于海底，汽车、汽船可以较少之时日绕遍坤舆一周，无线电可以瞬息之刹那环星球数度，而一一战胜自然以有若是之成功，安见地力之所包蓄者，尽于今日人智所能发见之度而不可以文明之势力抗之欤？此其说之不完三。马氏既认定人口过庶为确定之事实，复认定报酬递减为无抗之法则，遂谓微人各准其生计之度，以自行节欲、限制出生，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一方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暗示人类以战争之难免，乃以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人生之祸烈矣。此其说之不完四。有此四者，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今而犹不揭出救济人口过庶之正当途径，与夫人类好战之真实原因，长此相杀，以争自存，余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几耶？

　　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斯而不除，即使举世之人，其生活程度一跃而皆能伍于欧美中等以上之社会，争城争地之事，亦岂能尽免者。吾人果以人口过庶为忧，亦当知人口所以过庶者，必为其群贪惰自弃之结果。欲有以救之，惟在祓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销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最后当附一言者，余虽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稍存贪惰之心，必来穷乏之患，而以无敢邻于怠荒焉。余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余谓此事之当然，与其著眼于经济，毋宁立脚于伦理，盖恐使人误认解决人口问题之道，舍此更无他术，因而自忘创造文明之努力，自疑销弭战争之可能。此则余作本文之微意也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30日

　　【注释】

　　[1]马查士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今译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789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又改《人口论》）一书，宣称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递增，生活资料却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人口必定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独身等），才是抑制人口过分增长的主要因素，才能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其理论后发展为各种“新马尔萨斯主义”，有人还用之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服务。

　　[2]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始者，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1831—1836年，他乘英海军“贝格尔”（Beagle，“猎犬”）号舰作环球旅行，在南美海面航行5年，对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作了广泛的考察，确立了他生物进化的观念。据此，他论证生物界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新种形成和旧种消灭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为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他认为物种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选择（其要素是变异、遗传和生存竞争），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此外，还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但其学说过分强调自然选择的作用，且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引入进化论，以致以为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达尔文在世时，生物进化学说已得到公认并广为传布。

　　[3]Proudhon　即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先后发表《战争与和平》、《税收理论》和《贫困的哲学》等，主张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宣扬“打倒政党、打倒政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曾对其学说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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