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上花列传》(3)|刘半农

读《海上花列传》(3)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不免有彀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的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的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做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倒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要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请出一个齐韵叟来，又大吹大擂的把书中人大半拉倒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转入无聊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而写了许许多多的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眼光一变。这句话说得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自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页八）

　　和一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页九）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枝做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采，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添上许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了这许多的坏处，他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淹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须自己能分别他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一句极简单的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他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个南方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有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过，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e）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史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八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这种风会的转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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