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4)

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4)

　　【中西對照】

　　以上所說與中國歷史有何關係？

　　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並非偶然出現之事物，只在出現的國家裡有效。人類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們不斷屯集物資，終於在商業之間找到實踐的滿足。它所創造的式樣，以後成為政治體系的施政原則。這些辦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它們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濫用。可是當中所有財貨和各種服務都應當能互相交換，也能由法律監視的原則已不可磨滅。它已經打開了科學的探討和技術的引用。它已經使人類的生活更為富麗；它已經被視作將世界各國分等級的標準。這種物質生活有馬基維利、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予意識形態的支持，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的重要體系。在二十世紀末期，世界歷史成為一元之際，我們看不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如何能忽視資本主義產生的過程。威尼斯銀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銀行，更有英倫銀行，也和義大利之文藝復興、北歐文藝復興與英國文藝復興印證。這已不是單獨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後互相貫通的史蹟，業已擺在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上。說來不怕粗略，從直率的眼光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也可以視作對這種挑戰的各項反應。我們所能想像的結局，也無非大陸整塊土地上產生的中國文明和這西方的海洋文化匯合。

　　過去歷史之發展未達適當的縱深時，中國之改革者和歷史家同有將中國應做的整備看輕的趨勢。中國的革命通常被與明治維新相比。其實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有帶競爭性的諸藩，已有將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或按照商業條理處置之姿態。各封建領主之下有「藏元」，亦即營業經理。銀行業稱「兩替屋」者，有的尚為幕府匯款，有了幾百年歷史。批發商叫「問屋」，也構成各種「組」。同業公會稱「株仲間」。道路交通網稱「五街道」者已將各大都會聯結。「宿驛」遍及各地，通信則有「飛腳」。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稱「迴船」，又兼理保險事業。所以，構成資本主義貨幣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維新不過在這種種商業因素之上加了一個總攬一切的政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即此就緒。

　　中國歷史也不能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缺乏彼得大帝以來種種西化基礎，同時無隸農制度，他們在一百多年之前尚在帝俄裡存在。嚴格說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無從對中國人提供技術上解決問題辦法。《共產黨宣言》一向被稱為革命行動之指導，讀時應當注重其實際上對問題著手之步驟。「革命之生產方式」僅能由經濟組織最前進的國家執行。共產主義者不當另外組勞動階級之黨抗衡。這些都已寫在《宣言》之內。

　　雖說美國對中國歷來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歷史上對中國提供歷史上的嚮導。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匯至少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美國人不能想像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了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將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內逐漸加於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 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 rights）的例子，更有關於貨幣、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產生的各種糾紛。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們要從歷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提出因果關係時，我們也應當將歷史事蹟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採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大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扎，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將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之事蹟並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將改變限於若干方面，並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隱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麵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麵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眾運動之終點。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標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進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闢途徑的講出應採取的路線。事實的發展表示著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被蔣的部下拘捕於上海，生命幾遭叵測。可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我們也無從對蔣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蔣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著一個極為偉大的群眾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產生。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歷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蔣收拾著留下來的殘局，只能兼容並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於是將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缺乏財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致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爭（在這條件下，中國在二十世紀和英國在十七世紀初期相似）。對日戰爭爆發前十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創立了一家中央銀行（事實上由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煙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內發行的公債彌補。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只有十二億五千萬元。以當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計算，為美金四億元。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四億仍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認，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衝突。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藉外國援助。在採取這立場時他只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只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將歡樂帶及於援助他的人。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將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污和無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如果將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爭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產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爭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此與其位於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爭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於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中國之內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產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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