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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3)


  【鄭和下南洋】

  在這一切紛至沓來之際,朱棣更命令宦官鄭和屢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發動於一四〇五年,計有大船六十二隻,小船二百二十五艘,上載軍民二萬七千八百人,最大的船,長四百四十呎,寬一百八十六呎,即次級之船亦有三百七十呎長,橫寬一百五十呎。這樣的巨船只見於書刊不見於實物,可是一九五七年考古學家在當日船廠附近發現有船舵舵竿一樁,經過估計,其舵葉之高寬都應當在二十呎以上。

  鄭和曾前後下南洋七次,最後一次航行於一四三二年間,已在朱棣之身後。在後面主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孫朱瞻基,明朝的第五個皇帝。平均計算起來,這七次航行中每次費時二十個月。這艦隊曾在馬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ght)與海盜作戰,干預爪哇(Java)之內政,擒獲錫蘭(Ceylon)國王(今日之斯里蘭卡Sri Lanaka,企圖劫奪鄭和之船隻),發解南京聽訊,又勸說了好幾十個國王與酋領向中國進貢,有些國王還親來中國觀光。這艦隊巡弋於印度洋,派遣分隊前往主要航線之外的地方,從波斯灣到荷姆茲(Hormuz),非洲海岸之桑吉巴(Zanzibar),紅海之入口處亞敦(Aden)。艦隊之中有七人還曾往回教聖地麥加(Mecca)。

  鄭和之後再未有遣派艦隊之事,船員被遣散,船隻任之擱置廢爛,航海圖被兵部尚書(軍政部長)劉大夏焚毀。現代中國學者,對於鄭和之下一輩在上述燦爛光輝的創舉之後不事繼續,既感驚訝也覺得憤恨。看到不過百多年後,中國東南沿海即要受日本來犯的倭寇蹂躪,澳門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讀者切齒。中國從此之後,迄至十九世紀無海軍之可言。而十九世紀向外購辦之鐵甲船,也在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被日本海軍或擊沉或拖去。

  這問題迄今仍沒有確切的解答。不過朱棣的經歷,在歷史上確有離奇巧遇之處:一〇四五年坦麥能(Tamerlane)正準備侵犯我國,但卻在舉兵前夕逝世。中國的幸運君主因之避免了與世間最偉大的軍事領袖之一周旋;西歐之海上威權,則待到朱棣艦隊耀武於南海縱橫無敵之後,又經過若干年才開始出現;他之攻安南併交趾所留下來的不利後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來,卻遺患他的子孫。為什麼這些事在時間上如此巧合?我們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經發生的情事內,我們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釋:即朱棣之作為已超過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國接受了極度的負擔,已近乎破裂點,他的繼承人必須全面的緊縮,才能避免朝代之淪亡。

  在此關頭需要特別提出的則是,朱棣的徵斂只能因循他父親的規劃,得自農村經濟。而農村經濟既缺乏省區間的聯繫,又無各行業間的經營,於是籌措的辦法,要不是直接科斂,就是引用足以產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將朱元璋辛苦存積的貯藏抽用,加緊添發紙幣,再不然就是平面的向下層加壓力,勤派額外捐輸,增添不給酬的工役。朱棣為人機警而有城府,也帶著幾分魅力,他經常在身邊役使著一群文學之士,他們將他的年鑑和施政的號令一再修飾,也算寫得令人動聽,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廣泛,已不能全部掩飾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國都北移,多種賦稅之附加,平空的派上了八百哩的腳費;工部的報告提及,工匠原應服不給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三十天,而修建北京時,卻有整年不返情事;一個知府因反對額外科徵,被置放在一輛檻車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親自審訊;戶部尚書(財政部長)夏元吉任官二十年,只因為反對漠北用兵,被朱棣監禁三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獲自由。

  現存的資料證實,鄭和準備航海時有權向沿海地區直接徵用人力與物資。這艦隊之出動雖也有商人蔘加,可是其被抨擊,仍是由於其缺乏利潤。鄭和最大船舶有甲板四層,內有家屬用之船艙及公用廳房,有些船艙內設衣櫃,亦有私人廁所,使用者持有鑰匙。隨行家屬包括婦女及孩童。雖有商人夾雜其間,他們並非個別出資經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種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規模的載運,因之其勞師動眾,更為人指摘。這些船舶所載出口商品為綢緞、銅錢、瓷器和樟腦,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寶、刀剪、油膏、藥料及奇禽異獸,此類物品可以增加宮庭生活之色彩,卻不適用於大眾化市場。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作文武官員薪俸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鄭和所率領的軍隊雖在海陸戰役裡獲勝,可是一次戰役也可能死傷數千。另外南京之龍江船廠曾造大小船隻數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係向民間徵用,此更招民怨。

  【明宣宗朱瞻基】

  當朱棣於一四二四年逝世時,皇位由太子朱高熾襲承。不到一年,後者也相繼駕崩,接位者為第五個皇帝朱瞻基,當日不過二十六歲,他曾受極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顧問,在個人講,朱瞻基不乏對國事判斷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難得。他的藝術天才與宋朝皇帝趙佶相比,尚可能較趙佶為優。今日他的作品可見於美國麻省劍橋的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堪薩斯城的勒爾生美術館(Nelson Gallery of Art)和紐約之大都會美術博物館等處。朱瞻基與宋朝優柔寡斷的君主不同,要是事勢需要的話,他既可以極端的強硬,也可能極具決心。

  他登極不久,北方邊境的情形已相當的和緩,原因乃蒙古人分作東西兩支忙於內釁,已無暇問鼎中原。而困難的問題來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將近二十年,休戰之日尚不可期,中國的資源與人力好像投入一個無底洞裡。朱瞻基登極時越南人又以游擊戰術大敗明軍,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將帶著援軍前往,而戰局只有更惡化,援軍司令只能與越南人談判,讓中國文官和殘餘部隊撤回明境,而他在公元一四二七年回國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國內全面叛變情形尚未展開,可是徵象已相當的明顯,長江三角洲為全帝國最富庶的地區,看來也最是當日危機四伏的地區。此中尚牽涉到一段法律上的問題,因為南宋強迫購買這地區內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應付之價款並未付清,元朝有據之為公田,且更擴大了這地產的範圍。朱元璋創建明朝時,同樣的規避了法律與主權上的糾紛,他只稱此間人民在他登極之前曾支持過一個和他作對的地方首領,因之他以戰勝者的地位沒收了全部有問題的產業。可是他也未設局司掌管這帶田地,所謂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土地稅之內,而在久歷滄桑之後,地形也有了變化,人民田產分割的買賣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時,問題已不在產業的主權,而是管業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費用,稱為田租也好,稱為土地稅也好,超過其他各處納稅人所付遠甚,使很多小自耕農無法支應。朱棣的額外徵收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

  在朱棣最後幾年內,此地區的稅收,已開始累欠。中國人民的欠稅一般有傳染性,很多納稅人看到鄰居不付稅也依著照辦,他們也知道如果欠稅的人多,衙門別無他法,只有將一部豁免,於是無論有力攤付與否,他們都同樣的拖欠。公元一四三〇年蘇州府一府即欠稅達八百萬石,是為此地三年應繳的額數。所以朱瞻基登極之日,並沒有繼承到一個舒適的皇位。

  安南的問題與長江三角洲欠稅的問題一時俱至,年輕的皇帝不得不採取果斷的行動:他提議從安南撤退,立時使朝廷意見分裂,因為這地區名義上已構成中國之一行省達二十年,當然是全帝國之信用和威望所攸關,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權勢去堵住主戰派之嘴。當全部撤退付諸實施時,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對付長江三角洲的問題,他則任命周忱為當地巡撫,此人無官僚習氣,而勤於任事,茲後他任巡撫達二十年,遠超過朱瞻基的在位期間。他的辦法是將減稅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時下壓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經常巡視各鄉村,與農民展開對話,調查收稅納稅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稅的遠近原因,同時將過程中各項罅隙填實,將零星的錯誤糾正。關於貨幣問題,皇帝接受了戶部尚書的建議,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三年的夏元吉,其建議新闢一些商業稅,所收全用紙幣,以和緩通貨膨脹。朱瞻基並未全部停止鄭和的航行,但減少了舉行的次數,他御宇十年之內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緩了無數的建築事業。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極方面,因之不能擴大帝國的威權,也不能增加其聲望。假使沒有採用這些更正的步驟,以後的結局如何殊難斷言,可是從需要撤退和緊縮的程度看來,我們至少可以說,如果環境的開展與事實上的情形稍有差異,朱棣在歷史上的聲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等量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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