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3)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3)

　　【豪強兼併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莊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毫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罷除。劉秀的詔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三十九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於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一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二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絀。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產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下，私人財產之膨脹總會產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一五四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三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十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支持叛軍。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歷史之發展上係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產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國通過法庭有秩序的解決。

　　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的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的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處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著螺旋式發展，成為中國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處：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國因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復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於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處，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寧。地方政府原來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於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術成了做官的階梯】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可從。以知識為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提倡。公元二世紀張衡提出一種高妙的想法，稱天為雞卵，地似卵黃。他在一三二年監製的地震儀，據說圓徑八尺，今日則只有後人提出的一紙圖解作為見證。與他大致同時代的王充不斷的指出，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兩位思想家都缺乏後起者繼承他們的學說，其著書也不傳。反之，公元一七五年政府在太學之前樹立石碑，上鐫六經文句，據說每日來臨摹經文的學者聚車千輛。

　　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始自武帝。其所謂「察舉」和「徵辟」乃是一種強迫的推薦制度。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公元前一三四年又令每一郡國舉「孝廉」一人。在後漢這制度推行穩定之時，大概每二十萬人口舉孝廉一人。這樣的「選舉」，無從全部公正無私。被舉者又非如代議政治下的議員那樣參與議事，卻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使被舉而得官者終生與舉者、辟者保持恩澤的關係，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的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城裡多數的太學生造成輿論的標準，只是他們專注於個人道德，經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觀標準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以上種種因素終於在朝代的末期造成無可挽救的局面。經常每項爭端總是起源於鄉間，而終至驚動國都。當地方官有心懲處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現他們後面有本地富紳作主，後者又與朝官勾連，有時尚倚恃宮中宦官作後台。郡守縣令不得不強制執行。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倉促的執法，即判人死罪，對方也予以報復。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們家屬受害的程度與豪強之被懲同樣深刻。自公元一五三年至一八四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處原本只能於現代社會發生，但在當日的中國卻已發生。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街示威，向洛陽的政府請願。大規模的拘捕被執行；黑名單也編成。數以百計的政治犯死於監獄，其中不少人的詳情從未公開交代。

　　【宦官與名士的對決】

　　在最後的一段衝突中，所謂黨錮之禍，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預，另一方面則有為太學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與惡勢力之鬥爭。雖說以短視界看來，這種說法不算不正確，在長久的局面裡則這樣的結論卻使背景混淆不清。無疑的，漢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問題乃是地方政府之權力日漸凌夷。當日之邊疆完整無缺，及至局勢不可收拾時，朝中無政策上之爭執。都城內之分裂是由於宦官受到鄉村中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為舊有士紳排斥，其實兩方與官僚皆穿通一氣。公元一三五年的詔令，讓宦官之義子繼承他們的頭銜與家產，因此牽涉到各郡縣之地產，只有使問題更為複雜。指責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要說倘非如此原來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則與事實不符。如果當初確有有效處理辦法，則違法之處必已處理要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不致日後驚動朝廷。事實上，號稱公正嚴明之名士，也置已獲赦免令的人犯於死刑；有些則懲罰對方，殺害其親屬與賓客。在這樣無視於法律的情況下，終於造成整個政體之瓦解。

　　公元一八九年兩方之決戰，宦官張讓質問大將軍何進：「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當時何進與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張讓之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們不說，可是他這一句話卻提出一段真理，仍不為當時人所洞悉。法律與紀律不同，它是社會上之強制力。要是下層對之已然漠視，上端也不會更為認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須以一般現行生活狀態為藍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執行必極端的困難。

　　漢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為奇。這朝代創始時循秦制而採取一種三分政權的體制。丞相總攬百官，御史大夫管監察，大司馬主軍政。以後名號間雖常更變（如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大司馬為大將軍大司馬），其基本組織則不變。可是公元二世紀末期，原來設官分職的觀念已與事實上發生了很大的距離。監察的職責已由一個次層的官僚稱為「司隸校尉」者擔承。此人具有現代國家內「反對黨首領」之形象。隨著西漢之傳統習慣，大將軍一職，總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當，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著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將軍大司馬通聲勢，顯赫到有廢立權。後漢中葉之後一連串地產生了好幾個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嬰兒皇帝，好像出於機遇，然則也是由於居大將軍職者從中擺布。宦官之弄權，有好幾個原因。他們是宮內參與機密之近臣，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則必為皇太后倚重。有好幾個有力量的宦官，樹立了維護皇室的聲名。他們也有權指揮京軍，後者就算大將軍大司馬也不一定能掌握擺布。

　　公元一八九年兩方的主力衝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棄。當公元一八四年，稱為「黃巾賊」的農民造反威脅國都洛陽時，何進以太后的異母弟之身份晉封大將軍；他討伐黃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後他即與司隸校尉袁紹互通聲氣。他們密謀召集一支邊軍入都誅除宦官。但是宦官張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先下手。張讓之弟張朔，過去在爭執中為另一位司隸校尉李膺所誅，而他媳婦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矯傳旨令誘何進入宮，當場將他謀殺。袁紹為何進報仇時，將皇宮焚毀，將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斬盡殺絕，也逼得張讓投水自盡。

　　【文士自衛成了武將】

　　至此漢朝可說氣數已盡。被召入京的邊軍來不及參加這次政變，到達之後也無意維持秩序，其將領跋扈難以駕馭，其士兵目無紀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樞的領導力量無法挽回，乃紛紛回鄉築塢，組織私人的軍隊自衛。根據最初所謂「上天浩命」。皇帝縱不能一手管制社會上利害不同的各階層，有如地主與農民、舊有和新興的士紳階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們發生爭執時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實上之發展則以皇室家庭內衝突作導火線，擴張了權力鬥爭，將所有有關的社會問題一齊掀動。此後，漢代名存實亡，又苟延了三十年。皇帝此時實為囚人，國都則被焚，全帝國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長期的內戰，自此席捲鄉野，不少的文臣，雖有些志與願違，也因時勢變為武將。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預料天下將亂。可是沒有人能料想到中國會因此失去其對稱與平衡狀況達三百多年。

　　公元二百年的官渡之戰在歷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這場戰役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因為兩方主將之背景使讀者能獨具慧眼的看出他們衝突之範圍。進軍來犯的乃是袁紹，亦即以前企圖一網打盡所有宦官的司隸校尉。在這關頭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組成的地方部隊的領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經》起家。袁良以他所學傳授於孫袁安。袁安因學術上的聲名才幹，從縣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監察院長）、司徒（文教部長）。

　　從此之後袁家再無一代未曾做到朝廷裡的高官，有所謂「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的稱號，當袁紹舉旗而起的時候，他的附從者據說糾集了十萬兵眾在他麾下候命；又稱其食糧曾以大車萬輛自河北運來。抵擋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為複雜。曹操之義祖父曾騰乃是宦官，以黃門從官的名義為太子侍讀。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可是曹操自己也舉孝廉，在朝廷政變之初，他與官僚集團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稱著。他的軍隊大部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自軍屯。他自稱這時候仍在維持漢代的朝綱與體系，這樣的說法也不能為人所盡信。

　　曹操在官渡得勝，但是漢代終究缺乏起死回生之術。直到公元六世紀末期隋朝興起之前，中國經歷過很多局部的帝國與小朝廷的時代，同時也遭受不少異族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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