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2)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2)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隨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於越南之東京灣。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二百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約五十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並註有年份，相當於公元四年。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於公元前二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事實上，中國在公元七十三年和八十九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凌加壓力於游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有些歷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歷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對後漢財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只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公元前一三九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雖說這目的並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歷史家班固之弟。公元七十三年和公元一〇二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一千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裡的綠洲國家心嚮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藉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衝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裡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二萬五千人，有次竟號稱七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從長期的歷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跡長期在歷史上留駐。由於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於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二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週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歷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一千八百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於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於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穀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產權徹底明確的劃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裡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又將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只是我們無從確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於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在當時人的眼光裡，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並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這並不是基於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劉秀的朝臣曾於公元五十四年勸他到泰山封禪，以便確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禪禮。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標準？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態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致討好。

　　劉秀與王莽之鬥爭至為短暫。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十多年。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財產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將領當然從未忘懷於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於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於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所以劉秀注重公眾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態討論符讖吉凶。他所追求的並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於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