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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1)


  一五八七年陽曆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與世長辭。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對他的生平行事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到多少年以後還會成為問題的焦點。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給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二十兩,不夠殮葬之資。

  然則在法律教條文字不及之處,海瑞則又主張要忠實地體會法律的精神,不能因為條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隸巡撫任內,就曾命令把高利貸典當而當死的田產物歸原主,因而形成了一個引起全國注意的爭端。

  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

  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海瑞以舉人出身而進入仕途,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授,任期四年。到一五五八年升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他已經四十五歲。

  這淳安縣,乃是往來三省的孔道。交通發達,本縣人民的負擔也隨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國時所訂立的財政制度,政府中的預算並無旅費一項,全國一千四十個驛站,名義上由兵部掌管,實際上一切費用,即過境官員本人及其隨從所需的食物、馬匹和船轎挑夫,全部由該地方負責。兵部只發給旅行人員一紙勘合:驛站所在之處,即須按照規定供應。七品官海瑞的聲名開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夠嚴厲而巧妙地拒絕了官員濫用這種權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負擔。

  這一段故事說,當日以文官而出任總督的胡宗憲,兼負防禦倭寇的職責,居官風厲,境內的官民無不凜然畏懼。一次,他的兒子道經淳安,隨帶大批人員和行李,作威作福,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並且凌辱驛丞。縣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皁隸拘捕這位公子押解至總督衙門,並且沒收了他攜帶的大量現銀。他在呈報總督的公文內聲稱,這個胡公子必係假冒,因為總督大人節望清高,不可能有這樣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擁有這麼多的金銀財物。

  如果這段故事夾雜了誇張和渲染,那麼,海瑞對付鄢懋卿的經過則屬確鑿無疑,因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緘牘可以為證。

  一五六〇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鹽法,南北各省的食鹽徵收專賣都歸他節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強抗擊倭寇的財力。對於這位欽差大臣,地方官自然畢恭畢敬,不敢有絲毫怠慢。而欽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時尚,先期發出通令,內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里甲」。這樣的官樣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不過視作一紙具文,即在欽差大人本身也不會想到會有人認真對待。

  淳安縣縣令海瑞對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當鄢懋卿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他已經接到一個稟帖。稟帖的一開頭規規矩矩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緊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節錄於後,再接著就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並有金花金緞在席間連續奉獻,其他供帳也極為華麗,雖溺器亦以銀為之云云。最後要求欽差大人摒棄奢華的排場和搜刮,並且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恭維,將來勢必無法做到公事公辦,完成皇上委託的任務。據說,鄢懋卿接到稟帖以後,就沒有敢進入淳安,而是繞道他去。

  這種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個陞官的機會。他於一五六二年調任江西興國,官職仍是知縣,不升不降。以他這樣的性格和作風,上司當然銜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個海瑞也早已罷官免職。他的節儉的名聲遐邇皆知,據說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竟然以傳播特別消息的口吻告訴別人,說海瑞替母親做壽,大開宴席,竟然買了兩斤豬肉。此事的真實性無法得到證明,但海瑞飯桌上的蔬菜出自他親自督率別人在衙後栽種,則屬毫無疑問。

  基於道德觀念的驅使,下級官員反抗上級,歷來也並不罕見,但大多引不起特別的注意,事情發生後不久,隨即為人遺忘。然而海瑞卻屬例外,他得到命運的幫助,歷史站到了他這一邊。一五六二年,歷任首輔幾達二十年的大學士嚴嵩為嘉靖皇帝免職,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繼倒台,其中包括胡宗憲和鄢懋卿。他們既被確定為壞人,海瑞在他們當權的時候敢於和他們作對,當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識。為此他的聲望大增。這四十九歲的海瑞,雖然不是進士出身,官階也僅為正七品,可是已經獲得了在大眾心目中成為英雄的可能性,只須再加以機緣,就可以把這一地位鞏固下來。

  一五六五年,海瑞再次表現了他直言的膽略。當時他已經升任戶部主事,官階為正六品,這是一個接近於中級官員的職位。當時的北京,並沒有出現什麼令人振奮的氣象。相反的,南北兩方都連連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備軍需。然而政府別無新的途徑籌款,可行的辦法還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稅。前者並不增加收入,也沒有緊縮支出,而僅僅是此款彼用;後者則使稅收制度更加複雜和實際執行更加困難。戶部是國家的財政機關,但是主事一類的官兒卻無事可做。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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