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2)

开场白(2)

　　因为这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以上三个条件所造成，它必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西欧资本主义推行的时候，就需要由国家以商业性的法律，逐渐推行到全民。不仅遗传法、破产法需要符合商业社会习惯，甚至对监守自盗者的处置，虚枉欺骗者的惩罚，与强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实做到。因为这些法律同时也施行于商人集团之外，所以农业组织也要向商业作风看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欧，因为这一套新制度与中世纪宗教思想和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所以也曾发生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趋向现代化的战争和革命，都与此问题有关。

　　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型态的字眼，单从技术角度检讨这段历史，也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如能推行，社会里的各种经济因素（包括动产、不动产、劳力和服务）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换，私人财产也要有绝对的保障，然后这社会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简洁言之，即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国家订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在内，在执行时，除非立法错误，不能临时在半途又撞出一个道德问题。这样才能符合韦伯（Max Weber）所说：“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以及经理上正式的规则。”

　　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先进是威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弗里敦市，处于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陆的影响轻微，中世纪后，当地贵族都变成了重要绅商，或者受政府津贴。全民十万口左右，壮龄男子，都有服海军兵役的义务，陆军倒以雇佣兵（condottieri）为之。重要商业又系国营，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于是尽力经商。虽匠役寡妇，也可以将蓄积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带货。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个大公司。民法与商法，也区别至微。《莎氏乐府》里面的《威尼斯商人》称两造合同预订借债不还则割肉一磅作抵偿，到时法庭就准备照约施行，虽说是夸大讥讽，暗中却已表示威城以商业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须竭力保障的背景，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真髓。

　　十六世纪之后，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荷兰正式国名为“内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兰不过是当日七个省之一省，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负担全国经费四分之三，是商业财富的中心。内德兰经过几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独立之后，行联邦制，使经济发展前进的地区，照商业习惯管制，其他随现状改进，这样经过无数周折，而且荷兰的农业也重畜牧，不重谷物生产，与商业习惯接近，荷兰才能逐渐完成全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体制。

　　继荷兰之后，英国成为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国家农业基础强，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农业习惯为基础，凡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所以相当保守。一到十七世纪，世界局势变化，英国也迭遭折磨，经过英皇与议会冲突，内战弒君，改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种事迹。今日看来，其症结在经济因素互相交换的程度不够，不能全面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皇权与民权种种问题。一六八九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即无此趋向，因为几十年动乱之后，下层机构中的地产所有权，逐渐规律化，上层机构也承认“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原则。而上下之间，也有普通法逐渐容纳“公平法”（equity）的妥协方式，也就是一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问题，照商业习惯办理。

　　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与商业交换并为一元，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弗里敦市一样的简单紧凑，首尾相应，英国用这资本主义的组织做本钱，竟称雄于世界好几个世纪。进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照样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说，让资本家在社会型态中享有威权者。或者渗入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的约束私人资本，成为社会主义。两者纵不相同，但在下述几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法律须保障私人资产，鼓励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换使得全国能在数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说：“中国封建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资本主义除非确实的控制司法权和立法权，使政府尽其功能，支持商业信用，不可能说是已经在某一个国家立足。商品经济缺乏这种组织能力，也不能成为一种运动，亦即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称之为“萌芽”，实无意义。

　　因为资本主义的形成要透过国家体制，又要社会全民支持，还常常影响到宗教和信仰，绝非“缓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发育成长，前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尚没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简单又特殊外，其他无一不经过内外煎逼苦斗改革而成功。就是连威尼斯也因为它我行我素的与教皇冲突，多次被开除教籍，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受险阻艰辛。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重农抑商，所以改革尤难。

　　毛泽东称中国社会为“封建”，也待辨正。中国只有商周之间称得上是封建时期。明儒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所以秦后统为“郡县制”，亦即是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封建，与欧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虽然时代差异，组织结构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点。此即是地方分权，倚赖军事系统作它自身的体制，爵位世袭，掌管封邑的贵族，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既为地方首长，也是大地主。这与明清之中央集权，地方官由中枢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坚持中国近代仍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另方面是认为封建代表着落后，而中国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总是不合时代，所以用不着仔细计较。

　　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时髦得多，明清尤其如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照各地“大名政权”（即分藩的各诸侯）的办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赋。新政府也发行钞票及公债，筹办实业，扶植私人资本，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维新后二十年，田赋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利用农业支持它的改革。中国的田赋，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万两收入的底帐，但实际上收支零碎，人民摊派或有余，而入库则不足。即算上三千三百万两，以总数二千县计，平均每县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两。

　　县长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两，其他薪给赍付上级衙门公费等，也只能维持旧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国成立以来，田赋始终未对中央财政发生作用，政府缺乏适当的收入，为政局不稳的最大主因。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农业国家，竟不能从农业上获得适当的收入，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这种现象不能以“封建制度”这个名不副实的名词去冒充解答。况且依据各处方志所载土地分割使用，零星杂碎，历史家更不应以“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等等土地集中的历史资料去塘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这程度，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在一九八六年岁暮，上面所叙各种情节，大部分已像雨过天青般，随着过去的雷霆霹雳一扫而光了。读者只要闭着眼睛一想，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一定和一九二〇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的重点，即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种方法解释：中国全面与列强冲突，始自鸦片战争。战事始于一八四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个半世纪。要是我们拿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分成无数细微末节，凭着片面的见解去分析，读来一定令人切手蹙额，总离不开愚人蛮汉做坏事的观感。可是把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迹前后连贯起来综合检讨，则所得的印象，又会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是实际上失败之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却又成梯度式的前进。这一百四十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进步，即是当初中国完全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国开战，要用多少兵，人员如何调度，要用多少饷，钱粮如何筹措。今日中国仍不能说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的处置，但是至少已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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