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開場白(2)_黃仁宇

開場白(2)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至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僱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之一省，只是佔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後，行聯邦制，使經濟發展前進的地區，照商業習慣管制，其他隨現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周折，而且荷蘭的農業也重畜牧，不重穀物生產，與商業習慣接近，荷蘭才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制。

　　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這國家農業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十七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折磨，經過英皇與議會衝突，內戰弒君，改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蹟。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面在數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皇權與民權種種問題。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即無此趨向，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後，下層機構中的地產所有權，逐漸規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生產與商業交換併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於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照樣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說，讓資本家在社會型態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內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家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家體制，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鬥改革而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衝突，多次被開除教籍，並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幾千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只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所以秦後統為「郡縣制」，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系統作它自身的體制，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於因襲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公式，另方面是認為封建代表著落後，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合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後二十年，田賦所得仍佔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業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萬兩收入的底帳，但實際上收支零碎，人民攤派或有餘，而入庫則不足。即算上三千三百萬兩，以總數二千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千五百兩。縣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兩，其他薪給齎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只能維持舊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的收入，為政局不穩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人口最眾多的農業國家，竟不能從農業上獲得適當的收入，實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這種現象不能以「封建制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志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歷史家更不應以「膏腴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歷史資料去塘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一九八六年歲暮，上面所敘各種情節，大部分已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了。讀者只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一定和一九二〇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的重點，即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解釋：中國全面與列強衝突，始自鴉片戰爭。戰事始於一八四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分成無數細微末節，憑著片面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蹟前後連貫起來綜合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後，中國國家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的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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