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4)

新港，康涅狄格(14)

　　我的学生毫不动容，只是认真望着我。我继续说：

　　“危险在哪里呢？说来容易。你的国家和中国一样，都还在重建的阶段，局势不免动荡不安。如果你踏错一步，可能会被吊死或枪杀。我前几天告诉亚布—吉达：如果你们答错，我应该当掉你们，因为美国学生可能因为一个错误而丢掉工作，但你们却可能丢掉生命！”

　　亚连露齿而笑，以为我说得太夸张。“黄博士，”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没有吗？”我问：“你告诉我，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你开始两相比较，发生在中国的事也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

　　亚连否认。他说，他的意思没有这么简单。我无视于他的异议，我告诉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又建议他阅读亚瑟·韦利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但大多数修中国现代史的学生不屑浪费时间去读。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话如何影响毛泽东的运动。孟子呼吁全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人人才能温饱。我告诉他，两千多年来，中国每个初学识字的儿童几乎都能背诵这段话。这段故事的教训是，毛的成功在于他有能力去发掘多数人忽略的潜藏力量，而辞藻不过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这番话能不能发挥功用，还有待观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独自一人恳求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修改现有形式，让教材多一些内容，但我的努力徒劳无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墙一样。事实上，在修正旧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现在校园中，更从根削减我的教学能力，威胁我的生存机会。

　　纽普兹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国相关课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女性、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教育等等。这些课程大多属于“选修主题”，任何人只要想开一门课，不必事先请教他人。如此一来，中国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愿，扩大范围、增添新意、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启发学生和教师？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会的《林北克报告》（Lindbeck Report）达成惊人的目的：我的主张几乎无用武之地。这份报告告诉大家：中国可以被利用。事实上，所有讨论毛泽东道德的课程全都利用这位伟大的舵手，无一例外。课程进展时，教师的高贵情操被广为宣传，学生被催眠，从中滋生的对话不仅能赢取同情，而且能安抚不知为什么原因（但肯定和中国无关）而愤懑填膺的年轻一代。中国相关课程不断出现，毛泽东成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师的选课人数就可以增加。这情况不仅限于纽普兹，也出现在长春藤联盟等主要学府。

　　我对学生解释，“封建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史，但一位没有接受中国史学训练的同仁却在教五四运动，还指出是五四终结中国的封建时期，时间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已回归传统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质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却用尽经济术语来称颂“中国模式”，据说比“苏联模式”强多了。我还算了解学生，要他们读威廉·辛顿的《翻身》。书中提到，充满革命情操的中国青年用树枝勾住帽子，迈开大步去参与土地改革时，边走边摇晃着帽子。学生读到这段都很着迷，但他们没有耐心去看农民如何计算工资和获利，尽管公式中用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也还算了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诚意推崇马克思，即使不够世故。其他人在课堂上勾勒超级进步的主张后，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家中的厨房更加现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贴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响如何，可以从我的一名学生身上看到，姑且称她为东妮。东妮修了数科进步的课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谕》工作，还可以领到薪水。但这时我已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我的课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别地方的优等在我这里不一定吃得开。但我也无意当掉他们，因为他们不好过，我也必须承认教学不力。我会打电话到宿舍去，有时去校园中的餐厅找人，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我在《神谕》的办公室找到东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谈谈。

　　我问她是否生病，她说不是。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缺课快三星期，她不说话。我提醒她，课程上已开始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她会有兴趣。她对时事如此有兴趣，也许这堂课有益于她的未来。我说，我对这主题不是全无准备，我认识教科书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还相当熟悉。我向她保证，我不想让这主题变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线。我又说，教科书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到关键人物的言辞争论，但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不过是其次。观察的重点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揭露中国的基本弱点。公众利益的务实议题无法就事论事加以辩论，而必须转换成道德议题和抽象概念，这就显示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欠缺必需的机制。这时东妮打断我。如果我的立场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称为超党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诉她，我的确站在批判的角度，但并不是负面的批判。我认为必需的机制可以发明和设立。事实上，中国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学到客观的教训，必须划清何谓公共领域，何谓可容许的私人利益。我始终很乐观，因为我把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奋斗视为一段很长的转化期，在其中没有一件事会重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体却容不下任何外来成分，只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这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革命即将完成。我们可以开始预期革命意识形态会进行修正，现在再也不能旧调重弹。

　　我们结束讨论时，东妮原谅我这位老古板的教师，因为我显然侵犯她的隐私，居然对她进行纪律方面的审判。她还自动透露，她并不进步，也不激进，只是觉得疲倦无聊而已。她又要上课，又要工作，之所以选这些课，不过是为了累积学分，以便拿学位。她所求于纽普兹的，无非是一纸文凭，让她可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认让我无言以对，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记得《神谕》办公室内还有四五名学生，全都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一名学生的帽子上还有一颗红星。空间内挤满了人，没有任何人在工作、阅读或进行活泼的对话。他们全都显得无聊而疲倦。我曾看过许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实料，根本不像这群人这么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纽普兹学生人数和我的FTE都持续下滑。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更因时事而增添价值，但却不敌外在的现实。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里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褊狭的名声。但很少有学生想到，他们会降低认真用功学生的士气，毕竟有些学生和我一样，情势虽然恶劣，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有一天，一名女学生跑来建议我，不要对学生的出席率太认真，因为她修的另一门课有五十名学生，但天气晴朗时却只有十名学生来上课。

　　我告诉她，如果十名学生都能固定来上课，就是一个理想的班级。但只有六到十来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上课。我提醒她，如果学生具备一定背景，情况就不会如此无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课。但我所有的课都是基础层次，缺席只会造成更多的脱序。我知道，剑桥的大学生没有义务去听课，但他们跟着导师学习，为标准考试做准备。那些上课的教师也是因为学识丰富而取得任教资格，不会受制于FTE。不论是什么制度，你都必须加以因应。

　　从1977年春季的学期起，我就写信给常缺课的学生，劝他们退选，让其余学生上起课来更顺利，更有凝聚力。我总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属上司文理学院院长讨论过这件事以后，就把信件的标准格式送到他的办公室，以便存档。后来我被解聘时，我写信给纽约州立大学副校长克里夫顿·华顿，连这种信的影本也一并寄给他。

　　纽普兹行政人员希望借助考察小组来挽救中国研究课程。他们邀请三位其他大学的专家组成考察小组，调查我们的资源及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他们的报告理应公正无私又专业，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员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考察小组果然成立，完成调查，还发布一份赞许有加的报告。但纽普兹此时欠缺的并非以理性及逻辑评估局势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员缺乏权威和力量，无法执行合理且合逻辑的决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体教职员也欠缺遵守决策的习惯。凡此种种，身为外人的考察小组并无法提供。小组的建议绝不可具备法院命令的强制效果，甚至也没有仲裁的约束力。结果造成报告大半时候被忽略，后来就学人数刚有起色时，行政人员却必须解散整个计划，和三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

　　但我在校园内也面临个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帮助或支持，也无法说服他们，我的历史观有利于整个行业。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准，而且五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版书。在税制专书出版后，我就再也没有出书。同事已开始传言，我虽然写出两部书稿，却缺乏付梓的价值。批评我的人并不了解《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来，也不清楚《万历十五年》的困难所在，也就是大学出版社认为应交由商业出版社，而商业出版社认为应归属大学出版社。说来讽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纪念亚瑟·莱特遗著《隋朝》出版时，我才又把文稿交给耶鲁，书终于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被接纳时，已经是我收到纽普兹遣散通知的六个月后，出书时我更已离开纽普兹了。这本书被译成数种语言，但那已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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