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0)

新港，康涅狄格(10)

　　儿子看到战舰，十分兴奋。他爬上主炮台前的木制台座上，几乎可以轻易钻进十六英寸宽的炮管内。他想操作其中一架高射炮，但坐到位子上却够不到准头，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脸上照样绽放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地听着我们在门口借来的耳机，可以从中听到录制好的解说，随着脚步的移动而了解各战斗位置。我一直认为战舰像玩具，以前从来不曾登上战舰，只能就手册中的插画和缩小的模型自行想像，不曾想过战舰也可以是游乐场。儿子兴高采烈地四处漫游时，我也变得很兴奋。我后悔没有找他的一些同伴一起玩。如果说我先前顾虑到儿子的教育，不让他接近战争的思想和暗示，此刻也都到九霄云外去了。事实上，我现在想到，战争是场罗曼史。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从港口启程远赴战区时，约两千名水兵穿着浆得笔挺的海军喇叭裤，发誓在这艘浮动的要塞上生死与共，这样的场景无疑是冒险的高潮，也具有瞬间的真实感。

　　然而，我如何教育我的儿子，战争是危险又不人道的事，很少达成解决问题的预期，有时还对无辜人民造成难以计算的痛苦，而且我尽可能要他远离战争，希望他一辈子不要卷进任何战争内？事实上我无法教他。我自己乐于将战舰当成浮动的游乐场，很难说到底是由于好战天性在没有防备时窜出来，或只是纵容的父母讨好子女心切时所产生的无意举动。

　　数月后，我们一起观赏一部战争片。“爹地，”杰夫问：“钢铁制的船为何会着火？”

　　我对他解释：“所有东西都会燃烧，完全看温度有多高。一根火柴可以点燃一个火柴盒，但无法点燃一截木头。另一方面，如果把木头丢进火炉，一下子就起火了。发生海战时，弹壳、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目标时，产生的高温足以使钢片像锡箔纸一样燃烧。如果打中的是油轮或火药库，甚至可能把整艘船的结构变得像大型火柴盒。每个东西都是可燃的，要多热才行？我实在不知道，一定要百万度吧，有时连船下方的水都在沸腾。”

　　“好吧，”杰夫说：“我知道了。”所以他也受够了。

　　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是反战的活跃分子，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反而有时候要把战争视为理所当然。以上所描述的地狱般情景够恶心，应该可以冲淡战争很好玩这种想法，毕竟成人常会助长战争是游戏这种念头。

　　冬天我埋首于《万历十五年》，春天我还在写，一直到1976年夏天，也就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格尔又回来和我们同住到年底，再飞去父亲的病榻旁，尽独生女的责任。

　　但我写作时碰到困难。我原先以为7月底可以大功告成，但现在已是7月，手上却只有一份草稿，不太确定是否算是完成。到目前为止，我已将各章节分批送给莱特教授。7月底，我写信给他，询问是否能见他，我需要他的帮忙。

　　我原先打算，以他的影响力，他可以介绍一名编辑给我，比如说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建议我如何润饰草稿，以便出书，但我却大失所望。“还没准备好就不能试，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一开始就两好球的处境。”

　　但他对我亲切友善。我写信请教他时，他并没有慢慢回信，而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决定自己方便的时间。如何到他家？很容易。先到吉尔佛，在高速公路第五十八号出口下交流道，向南开到沙群岬（Sachem Head），大约开三英里路，到达这个滨海的小村后，再打电话给他，他会进一步指点我。但我从加油站打电话给他时，他却坚持亲自来带我。他驾驶一辆跑车，穿着运动装和短裤，从车内走出来时，我发现他穿着沙滩凉鞋，脸和手臂晒成健康的棕色。

　　他介绍我认识他太太后，就带我进书房，书桌上放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雕刻。亚瑟·莱特工作时干净俐落，没有乱放的纸张或翻开的书页。

　　现在回到正题。我想自己已发掘出一套16世纪明代的翔实资料，西方读者还一无所知，因此我以为多数编辑会深感兴趣。一定有人愿意尽力帮我整理润饰，让书很快就可以付印。我记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但的确有作者碰到这种好运气。莱特提到两好球前告诉我，我的期望不切实际，现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在寻找编排完整、可以立即出书的文稿。看看史景迁吧，他写康熙皇帝的书立刻就被接受，原因是一切都整整齐齐，没有太多额外的工作。但他即将出版的山东村庄生活一书却碰到困难，还有问题必须解决。今天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船去长岛湾，以便把一切都想清楚，希望他可以找到灵感。“他当然会找到，”他说。但重点在于，人人都会碰到困难。

　　我的书稿很糟吗？

　　不，不糟。事实上，莱特还自作主张，把明将戚继光的那一章给法兰柯看。法兰柯和他一样，都说“非常好”。法兰柯就是贺柏特·法兰柯（Herbert Franke），德国慕尼黑大学中文教授，对中国军事史相当有研究，不久前才到莱特家做客。这时玛雅·莱特进来宣布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她确认先生的说法：“没错，贺柏特。那天他说他想午睡一下，结果没睡成，在看你的文稿！”听起来像是好消息。

　　午餐是鲔鱼沙拉和青菜，排列得很有艺术气息。餐桌放在阳台上，但只有两个位置。“你们男士自己坐，可以继续你们的话题。”女主人自行告退。

　　数分钟后，她才又行动，这次手上拿着步枪。莱特屋子的前院是一片美丽的草坪，远处是玛雅的蔬菜区，但却常成为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我们坐在那里时，正有一只准备出击，莱特太太决心捍卫她的蔬菜，手执致命武器。“两天前她才杀死一只，”莱特悄悄告诉我：“看，来了一只花栗鼠。”他拿着叉子，全神贯注。他低声要我观看，表情活泼生动，对于妻子的运动技能显得又骄傲又开心。但那头啮齿类动物察觉到危险，很快就跑走了。玛雅只好把枪放回枪架上。这时我们才又回到书稿的主题上。哪里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在提到首辅时，你竟然插入十页的财政管理，一点也不好读。”

　　“你觉得要如何改进？”我问。

　　“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方法。”

　　这样的对话设定会谈的形态。批评又尖锐又一针见血，但补救却要我自己负责。已故的莱特教授耐心阅读我送去的草稿，又以批评的眼光指点问题所在，我欠他许多。《万历十五年》原本打算在每一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和他谈过后，我重新安排章节，增加一些弹性。历史事件才是重点所在，形式其次。除一位皇帝、两位内阁大学士、一名地方官员、一名将军和一位学者兼哲学家以外，我原本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也可以算是饱学之士，他是地方官员、书法家和作家，游遍中国，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但他的地缘政治学却夹杂着风水，对植物的研究混合假科学的论点。

　　总之，迷信和荒谬搞砸他所提出的每个聪颖主张。他的宇宙统一观很狭隘，原本决定性的观察变得毫无用处。他的观点显然可以替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应该有助于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他和文人官僚的管理一样，显示出无限的广度却极为有限的深度。但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无法和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在考量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我舍他不用。我还做了其他次要的修正。后来我把修正后的文稿给其他知名学者阅读时，书的基本架构已经变更过。我感激亚瑟广博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历史书写的美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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