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7)

新港，康涅狄格(7)

　　最初提到FTE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笑话。“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我们逐渐发现，这个FTE可不能随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资深教员公开夸耀自己的FTE很高时，充分显示这个数字早已是衡量价值的标准，相当于我们的打击率。接下来，教务处注册组就会送来个别通知：下列选修你课程的学生还没缴学费。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在某期限前缴清，他们的选课就会无效，他们的出席也不会计入你的FTE。价值显现法又添一层意义，和个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关。否则送来的备忘录也不可能暗示，我们必须了解销售情况，因为事关我们的权益和好处。

　　强调选课人数事实上造成新的供需关系。学生了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对象，因此觉得他们站在“买方市场”。对学习的兴趣因此陡降，作业和规定也因此减少。有些学生甚至大胆到和教师争论分数。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课程开始自由化，学期报告已逐渐取代笔试。你也不可能给这些报告打太低的分数，这些报告全都“资料”丰富。我的问题在于，学生一开始的信息既贫乏又错误，学术纪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让我不清楚底线何在。我当然教过好学生。我教过聪明的学生、勤勉的学生、正直负责的学生、忠实诚恳的学生，毕业数年后都还会写信给我。最近我都还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们是少数，而且是极端的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才是问题所在。

　　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概念：整个中国现代史可以总结于一个道德教训，也就是邪不胜正。不消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贪污无能，因此丧失天意所归。既然这些学生同情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显然是开明进步的。这才是重点所在。我对他们进行笔试测验时，通常大多数的申述论题都显示学生的开化程度有深有浅，却很少展示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有些学生的观念直接来自于校园中的其他教师，有几位已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周的行程中去过三个城市。

　　有时我问学生，如果一个数亿人的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而每个美国大学生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归纳这个人的错误，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这种情况不是很荒谬吗？这时我听到贪污无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还将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加以比较，进一步和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时相比。经过无数反省后的现在，我想说的是，整个国家运作失调，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欠缺，无法管理牵涉大量工业产品的商业，也无法提供所需的服务。在中国抗战期间的最后数年间，每个城市的商品价格都不相同，城市和乡村间的价格也不一样。国民党政府无法照顾到所有的军队单位，只能给资深将领一整笔钱，但通常无法符合军队的需求。这些将领迫于情势，必须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没有任何明文法规清楚规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从柳州到重庆时，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私人货品时，身为步兵下级军官的我非常生气。但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却必须往深处探究，寻找这次失败的终极原因，否则可能错判中国问题的面向和本质。

　　我对学生建议，如果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暂时停止道德判断五十分钟，在课堂上也许可以找出教科书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实。学生同意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国民党的预算有多少。一位美国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到1937年对日战争开打时，依当时汇率计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亿美元，还不及现在纽约州立大学预算的一半。虽然当时当地的购买力和今日的美元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一个处于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金额仍然严重不足。从这么小的预算中，蒋介石还必须打造现代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养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设和教育计划。我一再向学生保证，我的目的不是替国民党开脱或漂白。如果不带感情来评估，历史上的蒋介石会被视为赌上中国命运的领袖。他划时代的大胆冒险导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变世界历史，连带影响美国人民的命运。也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决心所引发的事件愈演愈烈，情况远超过他的处理能力，最后造就毛泽东的时代，在这段不下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期间内，积极压制城市和外来的影响，建立一个符合乡村简朴气质的同质性基础。即使历经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任务却尚未完成。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在肯定名将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将当代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恐怕只能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乱成一团，而中国不过是个发疯的国家。道德指控常将历史转成好人战胜恶人的刻板形象，我们终究会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压扁和紧缩历史非常容易，但同时也会模糊美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虽然批评学生花太少时间准备课程，但并非对他们的辛苦无动于衷。对丝毫不了解中国文字的读者而言，充满单音节人名的教科书实在是沉重的负担。就表意文字的视觉而言，张宗昌和孙传芳之间有天壤地别的差异，但罗马拼音化以后的差异却消失了。而且，如果没有具备文化背景，绝对很难理解外国人的逻辑。很少有纽普兹的学生一心想当中国专家，他们选读中国历史课程时，焦点放在一般常识的醒目部分。孙逸仙、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然是考试时的重点，自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教科书的上下文中获得理解时，便从通俗文学和电视上寻求指引，事实上这些媒体只会更强化美国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来出版一本小书，以便向学生解释，毛泽东的美德或蒋介石的无德都不足以了解中国。这样的解释和之前或之后的事件并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与人口过剩的主题方面，我要学生寻找，共产党进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拥有多大的土地。学生毫无困难地从教科书找到答案：在中国北方是每人六亩，在南方是每人一亩。由于种旱粮的地有别于稻田，北方的六亩和南方的一亩具有差不多的价值。但一亩有多大呢？一亩约六分之一英亩。但学生的观念仍然很模糊。这时我有机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亩是六千平方英尺，比两个网球场还大一些，如果以美国的足球场来换算，比十五码线到终点区的范围还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强快传一次，触地得分。”视觉上的认知让我可以对学生进一步解释，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经过分割，最后可能只有“教室大小，农民要翻转犁都很困难”。这些资料都收入《中国并不神秘》。

　　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何原创力，或是正在校园中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我最好仅只于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较亲近的学生以外，我的努力并没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鲁见莱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经验。一名大学生来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以期末报告代替期末考。他在报告中点出我最喜爱的主题，也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传统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接下来的文章却支离破碎，和开头的主张毫无关连。这名学生在报告的结尾附了一张字条：我一定要给他B或以上，因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为已是学期末，他没有时间等待成绩的结果，因此留了一个纽约市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给分，最好在把分数送到注册组之前打电话给他。一周后我写信通知他，他的成绩已被送到注册组，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为会违反惯例。我把他的报告送到系主任办公室，除了注明评分的理由外，还附上那张纸条的影印件。如果他对分数有意见，他应该依照规矩和系主任谈。这位学生再也没有来找我，但我还是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禁把这件事当成个人的挫败经验。无论是教书或其他行业，我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事。我怀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过同样的事。

　　不久后，学生问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课却不来上课。我被问了两次。事实上，在课表排定的上课时间内他们都要工作。课程开始的一两堂课时，他们可以从工作中拨出时间出席一下，但他们希望以后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课程的要求。我问他们，为何不能登记成跟着我“独立学习”，因为学校愿意如此核准，以便应付特殊情况。他们说，他们希望学分单上可以显示学分数目和分数，如果是独立学习，学分单上只会注明S，代表令人满意而已。我必须拒绝这种要求，因为我无法得知情势如何演变。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否为校园中的普遍现象。我所知道的是，独立学习的学分给得很慷慨。“给他们一些红萝卜，”一位资深同事建议我：“有利于你的选课学生数目。”

　　凡此种种，我却不能归罪于个别学生。如果说他们厚颜无耻，大胆妄为，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鼓励。纽普兹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学概况手册》中指出：“校方致力于教育经验中所有层面的弹性和多元化，往年许多结构复杂的程序和规定全都已经简化或弃置，以利于今日的选择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为促进学生自行肩负责任，校方不会强制学生一定要上课。然而，每一名学生都必须为自己选修的每一门课负责。”

　　如果无视于修辞，读者可以从手册中感受到，纽普兹正经历危机的处境。前校长威廉·哈格提所设定的严格架构已经崩溃，但又没有别的架构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师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计。在课堂上点名不再是好事。所谓的学生责任也降低成付学费和通过笔试，有时还可以用学期报告来取代。纽普兹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经费缩减，因而威胁到教师的地位；二是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可能造成经费再缩减。手册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向内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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