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6)

新港，康涅狄格(6)

　　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传记素描来进行描绘的工作。考虑的因素在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导向政体”牵涉到许多不同的特色，自然会将历史导向利于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导向的原因出在法律体系并不具备独立的特色，无法展开多层次的分工，无法进行多边的商业交易。如果没有上述的组织原则，货币管理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我先前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要将司法和经济分析应用到这个主题上，结果将是徒劳无功，就像将对鸟的解剖学知识应用在鱼身上。

　　就某方面来说，我的方法遵循李约瑟博士的建议，也就是不要认定中国的一切尝试是“失败的西方原型”，而应该先发掘本身的逻辑和运作情况，再进行批评。描写生涯彼此交错的部分人士的言行举止，应该很能符合这个目标。亚瑟·莱特相当熟悉李约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汉基金申请的研究经费，当然非常了解我的计划。他开始对我的计划产生兴趣，原因是他认为传记模式可以提供历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组织架构建立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哲学元素，但事实上一切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修正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功迹和内在想法着手，远比研究机构更能有效呈现历史史实。然而，《万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传记集结而已，它还打算将一个时代几位人物的平生行谊全整合在一起。它将是综合传记，或说是一个时代的传记。

　　亚瑟提醒我，朱东润写的《张居正大传》是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那本书不是很有趣吗？”

　　我告诉他，就开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东润的传记的确很独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参考资料更广为流传，稀有书籍以显微胶卷及石版印摄影复制的形式保存及流传，我们拥有的优势胜过朱东润。如果还要再谈到同一主题，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材料可以处理”。这种确定的口吻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会碰到重大的问题。我告诉他，对我而言，基本领域不再是陌生的题材。参考资料已充分揭露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这些元素全都交织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学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把这些事全挤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汉基金会申请的计划可能略为庞大了一些。

　　“不用担心，”他说：“你可以采用倒叙的手法。”他接着对我解释，古根汉基金会一旦核准经费，就再也不会干涉或批评申请人的作品。

　　“莱特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参考资料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但却没有相对应的听觉材料。多么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筑、大理石石阶、家具、乐器、香炉、服装，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还包括袜子和内衣——但是你就是无法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情况。我可以引用和复制的对话并不太多。”

　　这个障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古文的起源是在兽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简洁到极点。如果数百年前的对话曾经被记录，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辞中已省略许多部分，因此读者很难抓住段落的语调。古人所说的话也许不可能太口语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

　　“关于这一点，”莱特说：“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临你刚刚描述的处境，她于是直接把这些话放入引文中，并且承认对话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区隔这两部分，一是可以考据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评家不曾原谅她。重点在于，如果你想写小说，你就写小说。如果你想写历史，你就写历史。事情就是这样。”这番对话决定《万历十五年》的基本原则。虽然亚瑟要我阅读《隋朝》的初稿章节，后来又寄给我大约一百页的文字，但我在技术顾问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多功能。可是，身为前辈和朋友的亚瑟·莱特教授，却忠实地阅读我寄给他的每一个字。1975年12月初，我把《万历十五年》的初稿寄给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论于公于私：

　　亲爱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咙受病毒感染）的机会，拜读你的万历章节。动人之至！行文确实传达出宫廷生活的纹理丰富（以及种种异常之处）。我向来觉得，天子的最大负担不在工作和仪礼的繁重，而是要展现——永远在舞台前方的正中央——适当的形象，无论是对当时或后代子孙。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质，但我们却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备这些特质。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复，新的一年比即将逝去的一年少些艰苦，多些快乐。

　　收到薄璧吉来信时，我会告诉你。同时献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远的朋友，

　　亚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辈朋友兼著作批评家莱特，却不曾想像我身为教师的处境。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在近代，有一个坏人，是一个高压的军阀，有的学生念成“清介石”。为了挑战这个坏人，又出现一个好人，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称他是“哞主席”。自从纽普兹废除通识课程以后，亚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课程，一些学生选修我的课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内容已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很容易念好书，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学分。遗憾的是，有些学生从来不曾超越此一水准。

　　FTE使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不知道谁在何时发明这套制度。类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称，但在纽普兹代表的是“全职教书等量单位”。运作方式如下：为计算方便起见，假设纽普兹有五千名全职学生，每个人都修满十五个学分，相乘后就是七万五千个学生—学分。假设纽普兹有两百五十个全职教师，理论上他们应该平分教书的负担，因此每位教师就要有三百个学生—学分。多数的课程是每星期上课三小时，学生在学期末可以获得三个学分。

　　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况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师的平均负担，也就是开设的三或四门课共有一百名学生。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位教师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学生占全部的0.0100。在实务上，还有很多复杂的做法。半工半读的学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课程是三学分，所以两学分的课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学分的课程则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现在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课学生远高于平均。0.8790的FTE则略低于平均。在纽普兹，计算FTE时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计算机来计算。自从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时，这项数字从来不曾超过0.4000，在很多学期甚至还远低于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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