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9)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9)

　　然而，第二帝国时期却是中国文明辉煌灿烂的巅峰，创造力达于鼎盛。汉代实行察举制度，隋以科举考试取代，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此有助于社会流动。再加上复制佛经的需求及中国古籍的普及，终于导致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多样化、城市化的范围扩大及水路运输的空前利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人口中心已从北方移到南方。种植稻米有利小户人家，上述因素永久改变中国社会的性格。社会更为繁荣，也更为庶民化。

　　到了宋代，中国的农业官僚面临组织现代经济的能力考验，因为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绝流入政府的财库和仓库。宋的开国帝王是将军出身，决定驱除长城以南非汉族所建立的半汉化国家。宋代意识到本身掌握的经济实力，所征召的军队人数逼近一百万。政府积极提倡贸易，注重军事技术。官吏薪资之高，可说空前绝后。在许多方面，朝廷在公共事务扮演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宋代似乎有能力创造中国历史的新局，甚至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将11世纪之初形容成“中国早期的现代阶段”。

　　但开国君王的美梦没有实现，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复。相反地，宋代和“蛮族”竞争时，反而被迫南迁。宋代三百多年历史的特色是，战场上一再惨败，又以最屈辱的条件议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事居然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朝代。除经营矿区和铸造金属货币以外，宋帝国还发行纸钞，规定盐、茶、香料及明矾由国营专利，将酿酒业视为特许业，控制内陆、边疆及水上交通，并掌握部分货运。和尚道士必须缴特许费用，徒刑可以易科罚金，这些都是行政收入。当代的资料宣称，其土地税收为唐代的七倍，其中包括谷物、贵重金属及纺织品，数目惊人。在11世纪，国库仓廪满溢，必须再加盖新建筑来容纳税收。今日美国大学生所使用的标准教科书指出，在1021年，宋代政府的岁入超过一亿五千万贯，一贯相当于一千枚铜钱。根据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盎司的黄金，换算成今日的币值，相当于六十多亿美元。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现代教科书很大方地称呼当时为“进步经济”及“商业革命”，但这些标签全都贴错了。如果实情真是如此，世界历史绝对会大异于今日我们所读的内容。国库的数字来自无数地方单位及仓库的流水账加总，总数不可能达数十亿元之谱。没有一个民间单位有能力汇出上述资产的几分之一，因此国库的物品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大批运送。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在20世纪，中国的统计和资料处理能力仍嫌不足，更不要说是11世纪。即使是现代学者啧啧称奇的运输和通讯状况，也只限于临水的大都市。如果那些读者深入内地，或是到大战开打的地区，可能会大感意外，就像我1941年到云南的十四师报到一样。

　　就本质上来说，这些设施不只是器具和传输设备而已，他们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在银行和法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其后则是社会习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况，还包括中国现代的问题。1069年，王安石成为御前顾问。当时军队和官僚人员不断扩充，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面临这个不可能任务的王安石，建议将政府财政商业化。国库物资闲置无用，不如加以流通获利，如此国家岁入增加，但不必加税。

　　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青苗钱”。无论是宋代或后来的朝代，众多小自耕农都面临每年农耕时的贷款问题。他们通常向族人预支现金，但利息贵得离谱。王安石计划让政府在春季稻苗青绿时提供贷款给农民，秋收时农民再还贷款。借期六个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依当时的乡村标准而言并不算高。

　　这个实验在各区的成果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却是失败之举。当时缺乏服务单位，计划无法有效执行。个别农民无从申请贷款，政府无从调查申请人，担保品无从设立，欠债时也无法没收担保品。批评家指控，大多数的地方官就把钱全部发放给地方人民，不管他们需不需要。邻居基于连带责任，必须被迫彼此担保贷款，就像彼此担保税捐一样。青苗钱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稳定食物价格的储备金，并非每区都有足够的现金。但所有地区都规定配额，必须缴纳一定的青苗钱利息。至少有一名官员向皇帝报告，大肆宣传的贷款其实并无其事。这位官员指责，钱并没有真正贷款出去，但人民还是要缴税，等于是在正常的税款外又额外加税。另外一个衡量这个计划成败的方式是政府财政的反应。如果成功提供贷款给农民，利率应该逐渐调降，不可能长期维持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情况不禁让人起疑，整个社会的农地盈余是否足以支撑此一计划。

　　新政的其他内容也同样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将人民缴纳的物资重新出售，却无法吸引民间的商人。由于缺乏法院的保护，这些商人担心，政府代理人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没收之实，以弥补预算的漏洞。官员必须亲自在城里买卖商品时，趸售商和零售商全都无法生存，最后再也没有公平价格这回事。因此新政白忙一场，在乡村里鼓吹货币经济，却抑制城市里货币的流通。

　　由于王安石和政府的关系，让儒家学者转而成银行家。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必须给予市镇特许状和使司法制度化，才能产生民间的对等单位，便于商业来往。但显然这些措施势必连根拔起帝制中国的根，也就是说，数千名识字的官员以他们的正义感和善意加诸千百万农民身上，以维持秩序。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革命的眼光，无法跳过一千年的历史，但他仍然造成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实施后再撤回，后来又再实施，结果导致在朝的官员分裂成派系，技术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

　　宋人在12世纪初被赶往长江以南后，王朝所掌握的资源仍远多于北方的异族。在经济上较进步的国家无法动员本身，以打败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就此成为一种模式。由于印刷术发达而产生的流通票据，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率节节上扬，财政运作愈来愈困窘，短缺和脱节成为常态。南宋种种情况不如人意，让我回想起在国民党军队的悲惨经验，两者原因相同。在乡间实施大规模的货币运作制度，却缺乏司法督察等城市才有的服务，后果可能惨不忍睹。相反地，北方入侵的国家满足于只及于基础的简约管理，因此可以依需要当场运送人力和食物供给，即使必须在显得落后的地区运作也无妨。女真族是例外。他们成立金这个异族王朝，占领北宋的首都后，反而崇拜起被消灭的对象。金也建立自己的农业官僚体系，模仿宋朝的财政制度。在金被蒙古人吞并前夕，其纸币的通货膨胀率创下六千万倍的历史纪录，连创立这套制度的汉人王朝也望尘莫及。

　　第三帝国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

　　在大历史中，元代这个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反映征服者的困境：既不愿完全遵照中国式的官僚管理系统，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管理农民数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史料显示，元朝一方面听从维吾尔族顾问的建议，努力掌握财政的实际面，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求汉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税率，推行“农业第一”的政策。中国北方的管理方式显然和南方大不相同。税法的规定一再修改，无法符合实情。

　　第三帝国的主体包括明朝和清朝（1368年到1911年），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政府依赖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毫无疑问的是，官僚制度针对的是一般而非特定的管理。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刻一一退却。明代发行纸币失败，其后五百年的政府因此缺乏货币管理工具。明代有意创造特定条件，让中国更加成为村落体的大聚合，清代虽加以修正，却不曾大幅修改这些条件。整个国家因此内向而不具竞争力。只要想到中国即将与西方产生冲突，就会觉得，中国此时退缩回简单一致，在时点上非常不智。局势需要进行调适时，官僚却最无法调适。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时，他们却永远处在自满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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