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8)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8)

　　不消说，他们虽然建议我应该延后我的综合方式，但我深感不耐，我们的等待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握有相当重大的信息，需要直接呈现给读者大众，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英国或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扣留这些资料，会有何种后果？一般大众对中国的了解将因此源于其他简化的概念。我们可能受到引导而相信，发生在中国的是一大阴谋，或是中国人民并不理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书报杂志和公开演讲的内容都来自于这些假设，事实上反映的是挫败主义。一旦接受中国是“神秘”或“谜题”，这些作者和演说者就不会再进一步深究这个国家和人民，只会依自己的个性和冲动来写作或演说。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半个世纪的不理性，即使某个社会因为已和全世界脱节太久，在特定时点可能显得非常笨拙。悲剧在于，伤害会加诸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对外国贴上诋毁的标签，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我们可能从似是而非的假设中订定错误的政策，受的伤害反而更大。即使现在不必付出代价，迟早有一天要面对。

　　我的诠释方法可以说是“事件式”。如果我只提出一面倒的证据，预计会造成扭曲，这样的方式就不可行。但就目前的例子来看，并非如此。这些事件其实是主流历史中的突出事件，却被过去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具备我们的后见之明，因此无法停在适当的段落，找寻更多的相关线索。就历史的诠释而言，没有比这些实际的史料更有效的工具。

　　毫无疑问的是，卜居剑桥这段期间，更强化我拓广中国历史架构的决心。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历史学家有何科学工具。在凯思学院的K-1工作时，我明白座位后方的墙壁已经历数世纪的兴建和修补。如果有必要解决争辩，不难想像可以移走一、两块砖，或至少刮除其成分，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像我这样预计在此地停留一年，以便进行研究和提供咨询的个人，对这种建筑细节真的感兴趣吗？对我而言，只要了解剑桥的建筑是新旧砖石相叠就够了。

　　或者，我应该完全不去管大学城的历史，等到介绍二十三所学院个别历史的完整书籍出版再说？当然不可能。我必须让自己随时能接纳重大讯息，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会影响身为访问学者的我。在过程中，我必须提醒自己扩大自己的视野，准备吸收新经验，先前的信念也可能因此改变。如果我来此地前就已认定：剑桥保守（或进步），李约瑟随俗（或叛逆），我很可能只累积选择过的印象。如此一来，无论从砖墙中敲打出多少样本，无论我的红外线视力多么具穿透力，仍然可能得到扭曲的结论。

　　我观察帝制中国也是同样的方式。首先，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并了解与时事的关系。以下即简要概述我认为重要的特定事件。我必须承认，在我到剑桥之前，并没有太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故事，当时我已经对数十万人次的大学生讲授过中国历史。因此，如果专家拒绝暂时搁置他们狭窄的兴趣，读者不可能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些知识。当然选择重点反映作者本身的兴趣。因此我交待自己的背景，其中包括我的性情及冲动，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帝国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在我对中国帝制史的概述中，为求方便起见，三个大段落可以被称为三个“帝国”，彼此之间有极大的差异，但又具备上述的共同特征。

　　从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可被称为第一帝国。此时的官僚统治还没有脱离贵族的色彩。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启动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满足，全国隶属帝国的治理之下。政府所积极倡导的社会秩序，是以质朴简单和家庭凝聚力为基石。帝国毫不留情地执行权力，但创造出国家崇拜，认定儒家伦理合于自然科学的天理，两者都很可行。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也就是说，人数庞大的农民由数目众多的开化官僚来管理。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两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团，先当宫廷守卫，学习应对之道后，再分配到政府单位任职。

　　这个制度最大的弱点，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止或甚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大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更透过察举和宫廷保持内线联系。他们在乡间的影响力大增，侵蚀地方政府，逐渐撼动中央。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然手段。私人讲学吸引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设的太学更有三万学生入学。对国家来说，这并非福气，反而有些尴尬。

　　公元200年，发生了一场大战，开启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武装冲突。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七世祖袁良以易经专家起家，因此赚了一笔钱。他曾在朝廷担任太子舍人，后来将专业知识传授给孙子袁安。袁安由于具备学术地位和正直的名声，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兴兵时，门客和属下据说组成近十万的大军，但数目恐有夸张之嫌。军粮必须动用一万辆车，从中国北方运送南下。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以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祖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对政府的侵蚀早已进行很长的时间，一旦不再假装服从中央政府，一切全都解体。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边疆的防御线长达数千英里，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晋代曾打算复兴帝制，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期间长达三百五十年。

　　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并不是第一帝国的延续。在数百年的扰攘纷争后，入侵中国内部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汉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断绝，仍然保存在农业社群里。但帝制的复苏仍然面临无法超越的困境，帝国必须将庞大的农业人口置于中央集权的管辖之下，但又无法容纳中间阶层。许多不可能的任务是由鲜卑种的拓跋氏带头，最后拓跋一族成为隋唐的先驱。拓跋氏在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地点在今日的山西省。他们在游牧地带俘虏许多游牧民族，并有计划地消灭这些部落的首领，强迫其余的族人当农工。拓跋氏逐渐建立适合农业官僚管理的国家。他们军事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时，就把制度应用到较广大的地区。他们雇用个别汉人当顾问，异族通婚自然而然产生。但新兴的国家必须防止游牧贵族和汉族精英势力窜升，后来隋代能在这方面成功，开国君主的精明干练是主要原因。他是混血儿，性格神秘，成功降低两种势力的影响。

　　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国可以说是结构严谨，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法规据说都符合整齐的数学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统治时，所有户数都以五为单位，以利行政管理。农业土地号称是由国家拥有，由身强体壮的人轮番耕种，但这些人同时也要服军役和缴税。只要上层的官僚可以顺利解释制度，就不会强制底层严格遵守法令。现存文献显示，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官员极力调适内容来符合形式。在中国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经济缺乏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法规还勉强可以执行。至公元780年，唐代才将早已不可行的土地分配计划宣告无效。其后私人拥有土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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