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4)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4)

　　黄土地带

　　现代科学家指出，黄河必须通过大片黄土地区，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一百英尺到三百英尺之间，水流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在全世界主要的河流中，淤泥含量如果超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含量就算高了，而亚马逊河在夏季高达百分之十二，但黄河有纪录可循的淤泥含量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有一支流在夏季时含沙量居然达百分之六十三，简直不可思议。也因此，黄河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财产损失。只有一个统合所有资源、同等对待各方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们面临的常态威胁。大自然所加诸的要求，让中国注定早而持久的统一。

　　十五英寸等雨线

　　这项要求也因为其他因素而更形强化，因素之一就是亚洲的大陆型气候。翻开中国的气象地图，可以看到所谓的十五英寸等雨线，从东北东部内陆开始，穿过长城中部，弯向西南方，将中国内陆和青海、西藏划分成两边。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大致超过十五英寸，符合赖德懋的描述：“中国农业兴盛，人口繁衍。”相反地，在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被他形容成“在长达数千英里的地带，人们完全置农业于不顾，不直接依赖地表的作物，而是在作物与他们之间插入一个机制”。这是游牧民族的另一种说法。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畜牧经济无法转成农耕经济，反之亦然。

　　在中国，农业人口和塞外畜牧人口间的争斗持续两千年，留下许多家破人亡的记录，却没有太多温馨的回忆。这种争斗起源也相当早。早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的浮雕上就出现骑在马上的弓箭手。但后来才发展出“完全游牧”和骑兵战术，并逼近中国和亚洲内陆的接壤地带。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入侵已成为严重问题，因此才会把北方各国分别建造的防御工事连成绵延不断的长城，秦始皇也因此留名青史。国防成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另一项强制性因素。边疆约略吻合十五英寸的等雨线，在整个帝制时期事故不断，成为世界地图上最长的边界线，对中国历史无疑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部分原因可以说是回应这种挑战。

　　风向图

　　救援饥荒灾民是任何朝代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国很早就统一的另一个原因，但到最近才澄清大部分的端倪。中国的降雨量如前所述受制于地形，但同样受季节限制。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都集中在夏季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农业因此相当不稳定，因为雨季时的雨像暴风雨一样，也就是说，从菲律宾海吹来的高湿度气流，必须由吹向东部和东北部的低气压中心先行冷却，才能降雨。无数人的生计因此必须依赖环境的两大变数同时发生。气流常常交会，在特定地区发挥威力时，就会产生洪水和泛滥。相反地，如果气流没有会合，就会产生极度的干燥和旱灾。可以理解的是，这两种天灾常常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早期的历史学家并不了解气象机制，在二十四史里预先警告，每六年农作物会严重歉收，每十二年会出现大饥馑。在民国成立前，为期两千一百一十七年的历代记载中，就包括一千六百二十一起洪水和一千三百九十二起旱灾，严重到足以引起皇帝的关切。在帝制时期，平均每年发生一点四二起天灾。

　　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研究先人的史料。在秦完成统一前五百年，中国处于长时期的自相残杀阶段。原先的一百多个国家逐渐减少成数十个，最后剩下十三个。在最后两百年间，还剩七个大国，后来其中的秦合并其他六国，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规模类似的中央集权运动。当时在各地称王的霸主一心只想提高个人权势，再加上阴谋和家族间的宿怨，似乎是民无宁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无需怀疑，自然力量才是背后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包括连年旱灾水涝引发的饥饿和缺乏安全感。从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好战者掠夺彼此的作物；破坏互助协议是引起武装侵略的原因；饥荒时停止发放食物会导致战争。这些事件会产生循环累积的效果。比较大的国家援助饥民时比较有效，自然有更多民众愿意追随，国家势力也可能愈来愈强大。因此，早期的统一有气候和地理因素的支持，而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也以象征的方式承认这一点。在铁犁发明后，农业虽然不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却已取代渔猎，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中国必须靠中央集权才能生存。

　　回顾过去，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确立了无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曾受到异族征服，必须忍受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三百五十年以上，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许多文献支持帝国统治以及人民的调适全都经过更长时间的酝酿。“本质派”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的最重要因素，但至少应以这些外在因素平衡他们的论调。如果汉学家一厢情愿认定，上述几项因素既然只影响历史，就不必再行探讨，这样的想法绝对有害无益。不到十年前，中国报章杂志仍然刊出多篇文章，讨论将黄河河水引入长江这项野心勃勃的工程，目的是重整全国的灌溉体系。白修德形容河南的饥馑是项决定性因素，让他怀疑蒋介石的天意依归，这在之前已经提过。《纽约时报》的罗森塔（A.M.Rosenthal）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旅时哀叹，将大草原的放牧区改为作物区的行为有多愚蠢，因为会对上层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种动力虽然也反映出毛泽东一心执着于粮食的自给自足，但主要是呼应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徒劳无功，也就是想靠密集农耕解决边疆的问题。有KGB背景的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所写的书也触及这个问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还写了一篇“有异议的导论”。至于边境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被描绘成丝毫不尊敬文明世界的野蛮人，或是家乡被强权侵略的无助少数民族，等到不再构成对定居族群的威胁后，在中苏冲突下反而变成双方共同猜忌的对象。在此同时，中国的气候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气象地理资料，不列入机密文件，可供学界参考。

　　资料显示，数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省份中，降雨量有时低于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五十，有时又超过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两百，这种现象不断重复，已成为固定模式。这些资料可以妥善利用，例如投机美国的谷物期货市场，或是借此证明，中国势力还不足坐大到成为强权。但本书要读者注意这些现象，却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无论任何时间，只要我们提到中国，就可能被亚洲大陆板块的动力所影响，因此不得不处理规模更大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或是否准备就绪。

　　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

　　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以降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想像，在纪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六千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十三万名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纸，官员必须透过写在竹简上的字来沟通。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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