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3)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3)

　　接近他让我获益良多。他这些年来常写信给我，此时让我有机会回馈。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西欧历史是独特的发展，是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同样的，中国的历史也很独特。我们不可能靠四五个注释来证明中国历史是某种‘主义’，把它丢入普遍体系之类的大桶子，然后再拿出来，并宣布中国文明毕竟含有原本相反的特质。”

　　“我们不可以这样，”李约瑟博士说。当他变得很严肃时，说话照例很简洁。他头脑中的数百根思绪终于构成结论。我记得他在给我的信中强调，不能理所当然以为中国科学是西方模式的失败原型。

　　“院长，”我说：“我已经看过这两本谈官僚的书，恐怕对我们没有太大用处。他们提到西方世界的经验，说明不能只看到个别案例的优点。处理这些案例时，必须从类别、群组和类型着手，因为数量相当庞大。这种分析法的缺点在于范围太过狭小，作者欠缺历史的观点。至于另外那本中文书，前言说是受到你的启发，但事实上看不出来。作者的错误在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他澄清中国官僚管理的本质前，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中国官僚主义的历史时点大概介于英国的都铎和汉诺威王朝中间。”

　　李约瑟博士接着告诉我这位作者的些许逸事，他们如何相遇，他的长相如何等等。最后他问我，我觉得如何呈现《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最理想。我告诉他，在他的卷二，他说中国科学思想本质上并不精确。中国思想家的缺点在于太早下结论，缺乏数理证明就立即跳到绝对真理。在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中，情况也十分类似。中国的成就和问题一样，都在于“过早统一化”。帝国统一来得太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领先时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态读二十四史，也许可以整理出一组新资料，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将自己的历史感发展到极致，不能受到其他学者的影响。事实上，这是李约瑟博士一辈子的写照，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可能，现在仍旧看不出来。

　　但要把念头转成实际的工作时，以上的建议很可能改变全书最后一卷的一部分，改成对全书本身的专门研究。一开始必须先谈土壤和气候，再来是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朝代顺序。为了符合他自己的想法，还必须重新定义西欧的资本主义，接着才能提到这些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当书付印时，这部分的草稿还没完成。不过，我仍然很高兴，最重要的资料都已在掌握中，受过院长指导下的某位学者一定能据此加以完成，不会遇到太大的难题。对李约瑟来说，这项庞大工程中的计划之所以能吸引他，完全在于其规模，因为李约瑟虽然喜欢剪下没利用到的纸片，但一生中的写作没有不是从大处着眼的。

　　李约瑟博士和我决定《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模式后的一年半，考古学出现重大的发现，《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中国不可思议的发现”。在1974年春天，靠近现代西安的公社工人为提高生产力，把骊山的土壤挖得更深。他们偶然发掘出中国第一个皇帝下葬的地方，陵寝在这之前从未出土过。他们挖掘出“兵马俑”。陆续的考古工作发现，真人尺寸的陶俑士兵不下七千五百个，全都配备真正的兵器，战车是真的，但战马也是陶制的。这些兵马捍卫他们主人的遗体，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

　　当细节陆续公布时，即使是秦代历史的学者也大感震惊。这座地下陵寝的特色在于各方面的完善设计，连细节也很在意。士兵的造型似乎取材自活生生的人物，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他们的脸部表情显示出无尽的个性。他们的发型都一样，但梳理的方式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胡须修剪得很整齐，带也都打好结。他们的帽子有点状图案，腰带上有金属环扣，从雕刻铠甲的样子，看得出是用皮带来当束带。鞋底还有止滑金属片。从步兵到骑兵，武器都不相同。骑兵肩上没有铠甲，以便在马背上行动自如。军官的装备更为考究。这些士兵或立正，或跪地拉弓，或驾马车，或随整体战术所需就个人战斗位置准备肉搏战。总之，整个场景创造出一整师的秦国步兵，侧翼是排成队形的战车和骑兵队，随时准备作战。如果现有的展示已经够壮观，专家猜测，在这一师的南侧可能有更多的战马、士兵和战车。或者，更壮观的是，所有兵马俑的各师队可能部署在始皇长眠之地的其他三个方位，也就是已发掘数量的四倍。

　　这种壮阔雄伟的景观自然会吸引大家对陵寝主人的兴趣。1974年以来，已有数十万西方游客到西安去参观兵马俑。康涅狄格州历史书俱乐部已推出三本和秦始皇有关的书。专制的指控绝对无法避免。《国家地理杂志》中对秦始皇的报道图文并茂，有一则图说如下：

　　无论是在鞭子的挥舞或长矛的戳刺之下，新政权运用无情的武力巩固皇帝手中的绝对权力。他强征七十万人去建万里长城，以抵抗中亚来的游牧民族。这些劳力将旧有的山间要道连成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墙，成为地球上最长的要塞。为了防御内部的异议分子，皇帝下令焚烧引发争议的历史和哲学书籍，并且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有些被活埋，有些据说竖立在土中，土深及颈，然后再砍头。

　　然而，虽然有考古证据和相关的中国文献记载，我们却不能导出道德谴责的结论。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我认为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以秦始皇的例子来说，在地下坟墓发现整个师的兵马俑，正足以显示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许会哀叹，竟然在暴君遗体附近浪费这么多创造力和心血，其中牵涉到各式各样的迷信传闻，但我们无法不惊讶其组织能力，无论是艺术或实际生活方面。如果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像力，我们几乎可以想像出参与其中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工匠，外加巫人和随扈军官，因为要设计和执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需要许多意见的交流和技术的整合。

　　今日投入心血不够多的工程可能采取捷径，结果就会像俯视亚斯文水坝的巨大努比亚雕像，用尺寸来取代庞大数量；或是用复制的方式，像大流士听政所地毯上长列的步兵浮雕；或是像康士坦丁拱门，虽然很有风格，却略嫌粗糙。总之，即使在帝制的初期，中国就已脱离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模式。更明显的是，秦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法家”，类似现代西方法学中的实证学派，将法令视为统治者的宣告，独立于传统道德和习俗之外。好奇的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野蛮残暴为什么和开明教化并存？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于个人野心，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国家形成初期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秦俑的生动多变让我确信这绝对不是出自奴隶之手，有时反而让我想起在田伯伯指导下的武汉大型壁画。

　　如果西安的游客、历史书俱乐部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订户也都很好奇，提出类似的疑问，李约瑟博士一定很欣慰，因为在1972年那个异常温暖的11月天，也就是我们在剑河漫步后不久，我们试着对上述问题提出解答，结果是联署写成论文，其中有些已发表，有些尚未发表。我和院长达成协议，我可以自由使用和我研究相关的部分，但要注明原出处是来自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部分章节。以下大号字段落即代表这个出处。但既然我已浓缩、重述及重新编排这些段落，又加入一些新概念，以下摘要的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高山上竖立若干石碑，碑文见于史书的记载，内容为不断宣扬自己回应地理挑战的成就。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首推联合整治黄河。这里绝对不是重复魏复古的论调。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在20世纪，有数名专家穷尽一生之力，研究中国的水利工程历史。他们对黄河的兴趣集中在治水，而不是灌溉，更不用提勉强符合世界历史模式的大型灌溉工程。然而，这两项主题之间也有关联。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畔的各诸侯国就召开会议，除其他事宜外，还保证不进行妨碍邻国的水利工程。孟子讨论治国之道时，治水就提过十次，显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当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不到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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