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7)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7)

　　多年后的现在，我只想驳斥下列说法：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都希望保持现状，因此阻挡改革之路。其实，大多数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只是抱着我们的幻想和一厢情愿，希望可以延后摊牌的时刻，找到不会引起痛苦的公式。我们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头和坚强的心智，并无法预知到，当时一定要打破僵局，无论花什么成本，无论用什么方法，不管传统或非传统。两大政党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基本的学院派观念：不相信农民的暴动能救赎这个国家。

　　将国民党和“布尔乔亚”画上等号（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拥有股票和债券。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除少数人以外，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卫，更不要说是席卷全国的内战。然而，在国民党这一方，都市的气息比较浓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纵任性。如果我们无法免于物质的欲望，至少我们拥有幻想的自由。受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共产党分化高压的威胁，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压抑。我们并不知道，在回应挑战时，我们促进了内战大熔炉的诞生，这正是导致共产党有所突破的环境。

　　我们希望能靠大笔美援解决困难，而美梦果然成真。满怀憧憬甚至不是始于蒋介石，而是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的遗产可以追溯到他写的一本书，其中计划在十年内兴建七万五千英里长的铁路，在沿海没听过的地方兴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连。这样庞大的工程又注重“机器密集”，当然需要外国的资金。孙中山并没有周详考虑到，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进口物资不能只是结果，而必须充当手段，让接受一方的社会回应挑战，培养组织能力，将外来事物恰当融入政治体。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承平时期，国家经济中现代化层面所产生的好处，也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能传到内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显然没有如此从容的环境。相反地，东亚大陆当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必须尽快重整自己，而且尽量减少外力的影响。这些状况让我必须说，命运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国民党军队当时的问题在于“头重脚轻”。现代化设备大规模涌入，只会增加上层的重量，底层大众更难予以支持，军队显得更像是外来力量来对抗中国社会。这个二分法所造成的结构失败，将大于所谓的贪污无能等温和的谴责。继国民党的失败之后，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为了抵抗和国家下层结构无法相安的外来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对势力诉诸不同的“主义”以遂其目的。

　　毛泽东的革命在本书称之为“劳力密集”，一度显得迂回曲折、异想天开，甚至连他的党人也轻视这位未来的党主席。因此，我们当时忽略其功效，也许不能算是太离谱。内战爆发后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点、更务实，因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备，更自足。一旦付出代价，就不能否认他计划中的优点。赞扬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说，平等精神、人道诉求与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事实上，提到道德时，可以针对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问题在于，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标准。

　　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显得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启动历史事件以来的其中一环。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层面中，都贯穿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在蒋介石以前，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在毛泽东掌权后数年，中国人口还是只能约略概算管理，显示转化成现代国家的路还很漫长。但即使不耐烦也无济于事，要更改影响十亿人口的结构，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这个结构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转变不是小小的调适而已，问题能够持续这么久，正可以说明其本质有多严重。

　　内战将人际间的冲突放大千万倍。这个经验有许多层次：感情与理性，迫近与遥远，内与外，战前与战后。然而，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看到的是在历史长期的延续下敌对双方的直线进展，而不是交锋当时似乎毫无妥协余地的歧见。例如，如果不是在蒋介石高举国家统一旗帜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泽东何以能进行农村改造。即使在书写历史时，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得有意义。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独树一帜，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历史加诸他们身上的最艰困处境，从而展现本身非凡的长才。他们的勇气虽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国的心智和力量。但这类型的勇气都是一面倒的固执，毫无吸引我们的个人性格和特质。事实上，如果去除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传记作家可以简单形容他们：一个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这些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关系。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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