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4)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4)

　　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公务人员及其家人，国民党政府在内陆省份实施“田赋征实”（以实物纳土地税），至于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就我们所知，其过程不可能井然有序。从背景因素来说，税籍不过是一堆混乱的旧资料，几乎没有两个县采用同样的编排标准。有些地区明白承认，原始资料是明朝时留下来的。征税时通常算出谷物有多少担，折合成银两后，再换成为法币的元及分。基本税率很低，但有无数的附加税捐，每个地区都不一样。而且，佃农还进一步划分他们的小块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没有同时移转纳税义务。

　　这些习惯行之有年，唯一的结论就是，许多纳税人仅能口，税后所得要分配给地主、承租户、佃农和债主，人人只分到一点钱。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税收一开始就很微薄。虽然回归以实物纳税，但无法避免在无数情况下税负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长不知用何种公式定出地区的配额，这种方法无异要求用中世纪的制度来承担现代战争的主要财政负担，悲剧的下场一定很常见。白修德报道，河南有一次发生饥荒，国民党军队仍然向人民征收食物，使饥荒更加恶化。情势使然，类似的情况一定曾发生过。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事后，华府赠予中国三亿美元，以稳定通货。部分的钱用来在美国购买黄金，再运过“驼峰”，在中国市场出售，换成法币。这个措施的好处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很少人提到。不过，美国大众却常被提醒，这批贵重金属落入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有钱人手里，最后转入美国投机市场，并在西半球购置不动产。重庆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成员大为震惊，竟天真建议，请美国列出这些人的姓名及资产，以便课税。但见识较广的同事告诉他们，这种请求绝对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共产党一样，积极运用乡村的资源？下一章会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产党的本质有关。但简单的说，中国土地持有制度是过去数百年来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符合当时封闭和不具竞争的地位，问题大到无法片面改革。如果没有重整村落，就无法在行政上扩大税收。在抗日期间，共产党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于他们可以不必靠上层结构来运作。他们的核心干部并非官僚，征兵和赋税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为网络的组织要求。由于这层关系，共产党的战争行动必须有选择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动员方式已和国民党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必须守着“法治”的纲领，才能维持内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到台北时，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蒋介石必须包容身边的各种元素和人物。如果蒋介石比实际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将军，或是让他继续当国民党的外交官。让一个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办公室，又私下表达对他的个人关怀，这样毫无逻辑可言。这次事件的意义必须对照蒋的个性来看：他并非没有决心的人。孙中山去世后，他在广东的作为充分证明他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不论是否有父亲告诉我的许崇智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袭共产党，再度展现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泽东，回忆起与蒋在江西的五次对战中时，也只差没公开称赞他，在起初的挫败后，还能迅速集结军队，继续作战。上海之战并非失误，而是一次赌博。也就是说，局势需要蒋采取行动时，他不曾犹豫过。

　　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来自后方。为求继续作战，他必须团结一群各省强人和政客。由于他不曾完全掌权，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力。他接掌政权时，中国还没有经济或财政基础，不足以像现代世界统一的国家一样行动。一般认为他无意改革，但其实刚好相反，国民党政府在他统领之下开始许多革新的计划。在抗战前，农村信用机构和合作社都已设立，乡村改造学校已准备就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农乡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长江一度就学。在战争期间，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岳，甚至还有一个游击训练班，除传授机动战争的战术外，还设有乡村动员的课程。这些努力全都一败涂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层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无法据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管道，而在乡村地区，整体的下层结构近乎明代时的架构，不像20世纪应有的组织。

　　蒋为求心安，安抚以前敌人，疏远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时，无法得到外国观察家的尊敬。我从《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视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伙伴。难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书写这些段落时，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很容易被抨击，不太容易替他辩护。我无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动辩解，当时他没有预警就逮捕共产党员和劳工工会分子，随后将这些人加以处决。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统治有何智慧，连左派作家都被诅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维持秘密警察有其技术上的需要，我还是无法认同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残暴恶行，我也提不出蒋不应负责的证据。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澄清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他跨出大胆的步伐，正吻合历史向前进的脉动。因此，即使失败了，国民党并非一无是处，更绝非只是退化的象征。也因为这些原因，许多中国的饱学之士虽然没有政治的野心或兴趣，却愿意替蒋介石的国民党贡献心力。

　　我认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与其说蒋介石在领导公共事务时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满足，不如说他准备好迎接注定的命运之约，以求领导公共事务。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

　　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多年后，我读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记载。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及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丧失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向心力。他于是去见蒋，建议他采用对年轻人更有诉求的计划。他建议，蒋可以启动任何“危险”的计划，点燃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喜欢冒险的热情”，让他们转而成为他的“自愿宣传者”。整个故事显然很矛盾，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是传教士般的教育人员，理论上应当教导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议的对象不仅领导全国投入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豪赌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战役，从不间断。平静安宁绝非他生命的特色。

　　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个蒋介石现象的谜题，只能放在更大的参考架构中，才得以就技术方面来解释。我要重申，公平地说，蒋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操纵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在成都见到的他，不再是数年前在广东创设黄埔军校时的他。蒋设立现代化政府的外观后，也替自己创造出最尴尬的处境。他无法制造出让政府系统运作的下层结构，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战争爆发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国家经济的现代层面或许还有希望扩大成相当的规模。但1937年战争开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议时，蒋已经变得更绝望，因为在八年的求生奋斗后，内战竟接踵而来。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国的命运系于乡村改造所产生的突破。这个主题虽然常被讨论，却可以证实一个例证丰富的解释，解决长久以来的指控，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仍被指责在这方面有所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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