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9)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9)

　　若干西方人称蒋介石为“另一个军阀”，虽然是贬抑的说法，但却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无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在长江流域下游维持了“他自己的”地理基地。他的政治资本就是军队，他的管理非常个人化。他君临其他军阀的方式，就像董事会中持股最多的股东下达企业决策。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也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点。但对他的批评即使不算错，仍然不公平，因为稍微不踏实的方法根本不可行，这点还没有人指出来过。通尼的书出版时，蒋介石号称已当权了五年。五年后，他动员全中国抵抗日本。这样看来，他大多数的重要决策是由时间和局势决定的。和外界的评论者相比，从内部观察的我们较能看清情势。但不论蒋介石的言论，或是他的属下追随者的言论，都不足以为他的行动辩护。最好的方式是将一切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就可以从中看出，如果指责他下决定是为了自己的短期私利，这样的说法并不合逻辑。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看他在1937年如何指挥军队抗日。在上海附近，他率领他所能掌控的最好部队，并且要他们死守。其中部分来自于各省的军队，但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说的“蒋家军”，就是由黄埔军官指挥的第一线部队。军队面临地面、海上及空中轰炸，又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无论就人员或无法再补充的装备而言。史迪威将军因此引用这件愚行，证明蒋缺乏军事领导的能力，虽然这也不算错。这个罪名还跟着蒋很多年，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被动地服从总指挥官，要不是潜藏敌意，就是公开反抗。

　　此外，在1937年，中国并没有能力和日本作战。一旦开启战事，就必须宣扬一个理念：在困境时，必须抛弃逻辑、精心策划、甚至自保的念头，以达成超越传统的突破方式。成本虽然很高，但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这虽然是发表就职演说最昂贵的方式，但讯息仍相当有效。张发奎并不是一个容易吩咐的人，但他仍然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四川帮尤其全力付出，投入第一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手下。后来王将军战死沙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能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将以处决，因为战争开始数星期后，韩却仍希望能和日本达成协议，保持中立。

　　同样的，在多数西方观察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中，虽然有许多事实，却很少有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只会一味指控“贪污和无能”，还通常引为这个议题的最终结论。一旦存了这种想法，学历史的学生就以为所有的真相尽在掌握之中。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这项指控只导出组织不足的结果，但组织不足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指控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为何其间的差异如此重要呢？身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对蒋友善、敌视或中立，都需要发掘出他崛起和衰败的背后因素。至于他多没效率，之前已明白陈列种种因素，不必再多做解释。一群依赖村落社区的各省强人组成松散的联盟，其表现绝对无法通过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如果可以，日本就不可能发动侵略。古巴或夏威夷都不曾有能力侵犯美国本土。在国家经济支撑好社会架构之前，政治组织不可能先发展出运作上的效率。因此，如果极力降低蒋介石不屈不挠的努力抗战精神，就很容易误解整段的当代中国历史。

　　在50年代末期，我对喀尔文教派的命运预定说很是认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亚堡的第一长老教会。我也大量阅读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斯之间的辩论，主题是命运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我的概念起先很模糊，但后来愈来愈清晰，我开始了解到，在动荡不安时，为何宗教教义特别重要。国家或社会进行重组时，个人也会被迫从基础和基层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时势所趋。不过，我的宗教信念却很奇怪，无可避免会纠结着东方哲学。在我流离失所、对自己充满怀疑时，犹太—基督原罪教义所散发的吸引力，一定大过在其他时期。其实这也相当合理。

　　我因为连带关系而成为政治难民。在50年代，我到台湾是很不实际的。我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当时随着朱将军在台北时，没有被扣留。如果他被逮捕，国民党高层没有理由让我回东京去。既然我被放行，没有理由不善用机会。另一方面，姑且不论我对共产党的观感如何，我也不能回到中国大陆。那里新颁布处罚“战犯”的法令，所有曾经待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情报厅）的人，一律不能保释。该法显然是针对战场上的特务，他们总是宣称自己属于二厅，以获得战斗人员的地位。事实上，这些特务都有他们自己的指挥管道。在二厅办公室的正规官员中，很少有人能知道特务如何运作，更不要说是在外国的联络办事处了。但没关系，我曾在办事处服务过，因此理论上曾在该厅待过数个月，从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

　　我于1964年离开安亚堡时，不可能知道即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将分裂共产党，牺牲我朋友的生命：田伯伯（下狱）、范长江（到河南强迫服劳役）和陈侬非（我不知他的下落）。从“文革”中生还，在法庭上控诉“四人帮”罪行的证人中，廖沫沙是我唯一认识的人。但现在说这些都太早。

　　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除了物质上的舒适和便利外，美国生活对我有一种新鲜感。除了光鲜亮丽外，美国还有一种充满冒险的活泼朝气，是我无法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对有些美国人而言，中国有另一种形式的多元化，显然这是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也许仍会找机会去美国一游。但在情感上，我无法觉得完全自在。就我记忆所及，美国一直是白人的国家，到50年代为止，也别无其他可能。

　　虽然很安全又生活得相当舒服，我还是对自己的未来并不确定。内战和相关事件仍然困扰我，有时我从噩梦中惊醒，仍然不停喘气，想着处决囚犯、烽烟四起、残垣断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进联合阵线的接缝地带，亲眼见到进行中的内战，而且介入已相当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这样难道错了吗？我放弃了任何运动吗？但又是哪一个呢？我应该待在东北，最后和郑将军的幕僚群一起被俘吗？我应该站在中国的一边，和田海男一起参加朝鲜战争，以在雷温乌兹要塞所学和美国同学作战？我应该一开始就抛弃在军中发展的念头，就可以帮范长江制作文告和传单？

　　老实说，有些选择太没有吸引力，让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我虽然逃避开想逃避的事，却觉得寂寞和无所适从。我的生命毫无牵绊、毫无目标，难道我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放弃我的人生？难怪在中国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做了错事。我享有自由，我拥有许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拥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过，这却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没有影子的人所拥有的自由。

　　有了命运预定说，一切都很合理。如果该理论被放置于一切的前端，就和宿命论没有差别。如果个人公开承认人完全不可能做出自由选择，等于是早就心存失败者的态度。但如果该理论被放在后部，就可能开启接近神秘主义和心理学的领域。命运预定说可以维持一个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谦卑。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下决定时，也会引发一些无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注定好。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在印度教—佛教的术语中，这就是“因缘”，也就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道”。道家甚至拒绝区别部分与全体两者的差别。

　　对我来说，命运预定说很有用，可以在中国当代环境之下维持历史主义。在外表上来说，1926年到1950年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无限的选择。我们可以留在18世纪；我们也可以直接跳到21世纪。我们可以一直当中国人；我们也可以完全扬弃文化传承。但一旦我们开始接触现实，肩负起责任时，所有的美梦和幻影都会消失。这时才会发现，不但选择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种选择都已过度使用。为了让中国能够在这个时代生存，必须有一套通行的公式。这套公式必须可以适用于北部，也可以适用于南部；可以适用于军事强人，同时也可以适用于知识分子。虽然不可能请农民来投下同意票，但也不能超过他们的最高容忍限度。

　　这套公式必须能与时俱进，否则绝对承受不住空前的外在压力。而且，它还必须由遭遇瓶颈的现行机构来发布。写到此处，我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凭我一个大一肄业生和军校毕业生，为何可以和许多将军对谈，和许多文人来往？即使再自负，我也不能说自己有何特殊优点。事实真相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罕的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前线去，无论是在武装部队或文工单位，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在内陆城市旅行或集合时，并没有太多相关设施。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可以想像中国领导人面临的组织缺失及技术困难。

　　由于有种种限制，可行的行动事实上只减少成两种，其一是国民党或说是蒋介石的方式，也就是说，倾全力打造一个上层结构。公开接纳所有人的确是其政策，但接纳进来后，必须依赖秘密警察来确保内部的安全；其二是共产党或说是毛泽东的方式，也就是说，重建村落单位，回到基础和基本的层次，为创造一个一致的下层结构，必须将文化上的粗俗视为美德。首先要宣扬，艺术和哲学必须为大众服务。随着运动的逐渐推展，必须更依赖原始性。努力推崇“高贵的野蛮人”的典范时，就必须敌视和都市化有关的任何事。

　　这两大运动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术面来说，两者又必须在时间上重叠。前者不能吸纳后者时，就被后者所取代。在过渡时期两者共存的这种需求，一定是成立联合阵线的理由。通盘考虑所有的因素后，我们更深信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虽然有许多选择的幻觉，但对中国而说，终究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答。已经进行一个世纪的延长奋斗，势必持续。因此，从顶层的领导者到底层的个人，我们每次认为正在计划、组织、协调、全力以赴、替运动增添些许原创力、完全根据良知行事时，我们事实上是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视野，将道德凭借融入可以采取的行动中，这样可以完整保有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同时以清醒的良知扮演历史中的指定角色。

　　有了这番认识，我才能继续提到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但不需要站在防卫的立场。同时我可以将共产党完全视为历史的产物，不需要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我已经踏上行使历史家特权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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