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8)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8)

　　我在安亚堡学习历史多年以后，阅读这些文字时，不再觉得这是一长串抱怨名单。历史产生了拥塞，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承受两套不相容体制的苦果，但又没有从任何一方得到好处。

　　基本上来说，中国以土地为主的经济是帝制时期的产物。至少数百年以来，土地向来切分成小规模，以利自耕农的运作。村民又对亲人邻居买卖、承租及抵押他们的小块土地，也常常以超高的利率互借土地，并以极低的工资雇用帮手。社会流动性低更使这套机制长盛不衰。在每一个地区，行政主管必须依照当地习俗来认可所有权，否则他无能力也无权威来介入牵涉到大多数人的商业交易。大地主和遥领地主确实存在，但他们是特例，不是常例。由于缺乏投资管道，地产在两三代后通常会分裂。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内陆贸易依现代标准简直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以乡间市集为中心的当地社区长久以来都能自给自足，另一原因是缺乏符合现代法律惯例的法庭制度，无法借以认可商业法律。朝廷的宣令呼应古老传统，将政府的功能界定成让人民免于饥饿。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目标被视为没有用，甚至不恰当。税收通常很少，因为是从许多小自耕农身上征收来的，而且目的也不在提供额外的服务。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经济，主要是享有非竞争的地位。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响。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中国文化导向的政体和非竞争性的地位就此注定毁灭。但中国人民和满清官吏不可能承认全盘皆输，他们只试图减少伤害，希望可以把漏洞补满。必须要到二十年后的另一场羞辱，一些注重军事的巡抚才提倡“自强运动”。老实说，这只是范围十分有限的模仿运动。当时认为中国应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加强沿海防线，改善特定地区的运输和交通。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能触及。拒绝跨越更大胆的一步固然突显中国人的保守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明适应新环境的技术困难。

　　其后数十年，枪炮船舰成为自强运动领袖的目标，运动也制造出军械库和造船厂。但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后果更是明显，许多地方都出现脱节的现象。1894年中国海军在黄海败于日本，完全彰显出三十年来改革的肤浅。下一批改革者希望将西方化延伸到政府制度，为时已晚。他们的目标定在君主立宪、预算控制、内阁制度和西方式的教育。他们不过宣扬上述企图而已，但就足以构成对当权者的威胁。光绪皇帝支持改革者时，他简直是投下反对自己的一票。中国君王的权威来自王位的神秘特质，借此产生官僚本身无法具备的逻辑。

　　在皇帝具约束力的仲裁之下，小自村落的不合理似乎都获得解决。因为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代科技的协助，才会产生这样的惯例。但是，如果皇帝放弃这个功能，等于不和官僚协商就自行逊位。难怪光绪的朝臣支持皇太后，结束1898年的这场“百日维新”。反动势力回扑，皇帝遭到软禁，动力持续前进，庇护两年后的义和团之乱。这时大众才了解，王位本身就代表改革者想要去之而后快的所有事物。在这样的前提下，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离鸦片战争结束已经七十年，但正面的改革仍然不多。

　　对中国来说，民国是军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现在回顾起来，一点都不意外。就背景来说，激进的变化几乎没有经过妥善计划。从重新调适到改革到革命，并不是一个阶段成功后才进入下个阶段。相反地，由于前一个处方没有效，下一个就必须更强更剧烈，其间没有吸收冲击的任何措施。其中没有过渡之计，因为没有一个计划奏效。在大破坏之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秩序的建设。中国在这七十年内所增添的西方元素通常微薄零散，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中国宣称是民国，但一堆村落的组合不能算是国家，社会价值不是法律。自制和互相尊重如果还受到重视，也不能取代经济。现代国家的功能必须来自熟而生巧的惯例，各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发挥效能，而且要适当维护。宣言并不能取代上述种种组织上的细节。

　　所谓的“五四运动”是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知识运动。这个运动在1919年受到极大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抗议凡尔赛和约所发起的一次示威活动，反对牺牲中国来奖励日本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发起这次运动的作家、编辑和教师劝告中国的年轻一代，只有政府改革是不够的，中国社会必须先重整，但在此之前，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必须要先改变。实际上，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指出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五四运动领袖提倡的“科学民主”定义暧昧模糊，有时恰当，有时让人误解，完全视处境而定。五四运动让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切反省，但也只影响到一小撮人口而已。

　　五四运动更有自觉地引进西方思潮和制度，在一个上层结构已经崩陷，而下层结构严重衰退的国家，最后一刻才大幅接受西方文化，却同时引发许多的希望和沮丧。五四运动的知识价值被充分认同，但很少人停下来想想，它也引发了全国情绪的宣泄。之前提到的民主联盟领袖罗隆基和闻一多就是五四运动的大将，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就在新月社一起工作，这个组织希望透过诗歌来表达爱国情操。罗是《北京晨报》的编辑，常在报纸上刊登新月社的作品。这运动也可以视为民初狂飙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动下，无数年轻的男女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旧的国民党也重新充满活力。1926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属于这两大敌对政党，核心则是武装部队。他们两度结盟，再两度拆伙，最后终结于四年的内战。即使如此复杂，整个过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的武装辩论。

　　重述历史至此，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但在无穷危机下的生命也有一个好处：让我能窥见成形的历史，据以证实和补充我所阅读的内容。

　　在中国，我们提到“军阀”时，通常觉得不安。出现这个名词象征我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外国有所借口入侵。而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经过一段时日的深刻内省后，我开始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引以为耻。当军阀的存在有其必要时，用道德的重炮轰击并非澄清真相的好方法。

　　就背景因素来说，1911年的革命终结一套过时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这套政治秩序是透过道德劝说和典章仪礼来完成其功能。这些抽象事物被废除或被搁置不顾，但革命分子什么都没得到。西方形态的现代国家靠商业原则运作。我们说“人人都具备不可剥夺的权利”或“每个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时，概念可以被转成具体事物，从而衍生出一连串连贯的思维，从信仰自由到公民自由到财产权，再到以货币控制和税赋制度来管理公众事务。无论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之一或只是运作的货币经济，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有服务及商品出于自愿的可交换性，而且能够维持民法的运作。否则，公众事务将缺乏可整体有系统处理的本质，或者，正如我在之前数次提过的，并没有中间阶层可以掌控的足够社会因素。不幸的是，从1926年到1950年期间的中国正符合后面的描述。

　　通尼教授出版论中国的书时，我正在念中学。当时非军系的领袖很少能清楚了解乡村的状况。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两趟田野调查，由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主持。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难和农业人口交谈，鲁迅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沉痛而哀伤地刻画出这种文化的差距。在本质上，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土地税，只能勉强维持传统型态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为行政的功能不过是维护古代的社会秩序。无论村民享有何种社会正义，都必须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其中包括服从权威，具体化成简单的公式就是女性听从男性的命令，年轻人模仿长者，农民遵照读书人的指示。整个运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现代。朝廷来的命令一旦瓦解，没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个人的军事力量成为唯一选择，并设法控制和省一样大规模的领土。这就是军阀背后的逻辑。

　　以我的家乡湖南省为例。名义上来说，1926年蒋介石北伐时，已肃清了湖南的军阀。但蒋介石的军队离开后，湖南省再度成为新军阀和共产党势力的必争之地，何键将军赢了，后来担任省主席，一直到抗日战争为止。省的武装部队有四个师，很巧妙地编列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实际上却是私人的军队，很有自主性。其中一个师长是何键的女婿，另一个师不曾离开在湘西的根据地，因为该区的另外一大势力是贺龙，就是那位替张发奎的铁军包抄敌军的将领。贺龙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当时他可以说是“赤色军阀”。何键的私人军队财源，部分来自于政府监督的鸦片交易。

　　这位积极进取的省主席甚至雄心勃勃，想打造私人的空军，从美国购买一些战斗机。飞机抵达东海岸时，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拦截，只放行四架，成为何键的空中巡逻单位。湖南有七十六个县，和省政府之间并没有常设的中级机构。即使某些县之间靠现代化的公路和电话相连，但内政也无异于我们所知的明清地方政府。何键积极举发共产党人士，提倡儒家理念，自始至终尽忠爱国。在他省主席任内，湖南赢得“模范省”之名，和阎锡山的山西省和桂系的广西并列。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