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4)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4)

　　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地发动叛变。在一次事变中，国民党失去赵侗，他本来受蒋介石指派，担任河北民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军校时，我们都听过这些事件，但我对这些沮丧的故事毫无胃口，局势的发展和我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大多把党的斗争当成恶疾，虽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随着时间而消失。然而，新四军事件让情况更加恶劣。无论共产党是否有错，都是受害的一方。斗争的规模达到空前，过去所有半遮半掩的冲突全都公开，引起国际间的重视。我们到达重庆时，发现这个战时的首都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不可置信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理论上是国民党一手教出来的，却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动。（不过，就历史长期的发展而言，这并非奇怪的现象。无论直接或间接，中国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在民国前出生的人来决定，年轻一代只是照着做而已——这趋势尚未改变。）

　　郭沬若是20年代中国狂飙运动时期的领袖之一，也是田汉长期的好友，时间可以追溯到两人都在日本求学时。他们曾一起从事出版业，又一起在联合阵线。在重庆，他们是隔壁邻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他发现我们不会喝酒。那时我们都还没试过，觉得很别扭。我们穿着国民党军服，滴酒不沾。他看着我们，极度轻蔑地说：“来吧，你们这两位委员长的忠诚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锐的作家，有时他会以嘲讽的语气说尖酸刻薄的话。不过三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提到和蒋介石握手后，手掌的余温久久未消。

　　田伯伯对新四军事件的反应更直截了当。晚报刊出蒋介石对事件的解释，他把报纸一扔，大叫：“满嘴的仁义道德，满手的血腥！”重庆局势愈来愈不利郭沬若和田汉。讽刺的是，他们仍然领国民党的薪水，但他们不再担起任何职责，随时有特务跟踪。他们不时会受邀参加政府文工人员举办的宴会，不同党派的人干杯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气却嘲讽讥刺。郭选择留在重庆，部分原因是为了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但田伯伯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将军也是他的朋友，这位剧作家就沿着长江顺流而下，顺道去陈将军的总部拜访一下。

　　陈诚给他财务支持和安全通行证，让他一路通过整个战区，直到桂林，当时隶属左派军阀李济深管辖。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这个省会成为避风港，庇护不受重庆欢迎的作家和艺术家。陈诚就是那位赢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国民党将军，后来他担任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并在台湾当上“副总统”。在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替蒋介石执行“剿匪”的任务，肃清共产党，在战后他又再度执行。他也不是唯一保护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后来在东北和林彪作战但当时担任卫戍司令的杜聿明将军，也保护朋友田汉不受骚扰。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为何会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这问题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题，虽然我在国民党内的角色不过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观者。田伯伯不曾对我们透露他的共产党党员身份，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即使在内战开打前他的地位已相当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产党，他只是常常对我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在政治上应该已经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觉醒”。但我显然无视于人民的受苦，对解放运动毫无兴趣，一定让他彻底厌恶我。另外一个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看法，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策略，对我却是国际权力政治中厚颜无耻的自私自利。但是，他还是很容忍我，在我们短暂的相处时间内，他尽全力教我日文，让我了解外语对教育有多重要。更窝心的是，我母亲经过桂林时，田伯伯和他母亲殷勤款待。许许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确把我当他的家人对待。他告诉我妹妹他关怀担心我的处境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关怀不是发自内心。他没有小看我的念头，他并不是郭沫若。

　　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严于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他受情感的驱策时，有时过于情绪化，无法沟通，但很快会恢复乐天合群的个性，谈话中充满笑声。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赛该先跑到山顶，结果他赢了，掏出手枪对空鸣枪三声，宣告他的胜利。他为朋友写了一首悼亡诗，后来重抄一次，每个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视朋友坟墓的石崖上。这个工程一定花掉他当时所有的积蓄。他纵容自己的冲动和异想天开，很难和他争论说，自我表达的自由和共产党并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东北的经验（包括曾为人民解放军元帅林彪的所作所为）呢？

　　我妹妹来信时，郭沫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田伯伯是中国戏剧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关汉卿》搬上舞台，成为艺文界一大盛事。关汉卿活跃于宋元之交的13世纪，据说写了六十多出剧，但留传至今的不超过十二出，显然有部分经过后代作家的修改和重新整理。强烈抗议他那个时代的法庭制度，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除此之外，关于作者的资料很少，但对于他的机智和社会正义感的评论，散见于其他文献。

　　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以及作者本人背景的模糊，刚好提供20世纪作家绝佳的良机，可以凭自己想像来创造这个人物。这或许可以解释作品规模为何如此庞大——共十二幕。我虽然没有看过演出或读过剧本，但我非常疑心《关汉卿》部分是伪装的自传。剧作家田汉就透过这种方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机会。

　　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会定期每周浏览一两次中文书报杂志。在50年代末期，报纸尽是百花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新闻，但我偶尔会看到一两则和我个人有关的消息。有一次我看到范长江这个名字，他已经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我第一个念头是，范不是科学家。但另一则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推动一项十二年计划，要培养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如果把两则消息并列，共产党党龄超过二十年的长江，就非常适合担任协调者的角色。

　　田汉比我年长二十岁。范长江只比我大九岁，我们约略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我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你比我年轻九岁！多吓人！想想九年内可以完成多少事！”

　　事实上，他只是想对我表示亲切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已是全国知名的记者，根本远远超过后面的竞争者。二十年后，我们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我仍然是“永久学生”，靠着打零工勉强继续念大学。范长江的经历则包括《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社长。但在本质上，范长江的故事并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对一个运动牺牲奉献的故事。我述说这件事时，可以不带合理化、酸葡萄、自怜或自卑的情结。不过范还是让我重新检视自己，有时还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国共间的斗争。

　　范长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范希天。他投稿给《大公报》时，用的是长江这个笔名，也就是西方人称为扬子江的那条大河。起先这个笔名没有冠上他的姓，他成名后，人人都叫他范长江，他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但为什么叫长江呢？我以为和他的交情还算够，所以就问他这个私人的问题。

　　“嗯，”他以淡淡的忧郁口气说：“我当时刚离开军队，生了病，身无分文。有一阵子意气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没有人可以帮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伞，还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钓起来吧。”

　　我怀疑世界上还有谁会在说到自杀时，口气如此理所当然，而且坦诚直率。那时我才了解，他认为新生命从此开始，因为他寻死的地方也带给他重生。

　　长江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时，加入陆军军校生组成的团体，加入蒋介石的北伐军。1927年8月1日，在途中发生著名的南昌事件。部分的团宣称和共产党有关系，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范的部队刚好也在其中。但国民党人其后的进攻打败了他所隶属的团，他只好被迫逃生。他步行走了好几个省，沿途乞讨为生。我想他企图自杀时，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设法抵达南京，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入学考试。

　　这个学校培养执政党的公务人员，算是军校的姊妹校。至此长江步上坦途，只要念完书，就可以确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但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中国却不抵抗，长江对南京政府很不满，他脱下制服，搭火车到北京去，寻找能采取行动的机会，结果毫无机会，他于是到北京大学旁听。这时他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吸引了天津《大公报》编辑的注意，从此开启了他新闻记者的生涯。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