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1)

　　我在安亚堡的十二年期间，美国经历了重要的改变。我亲眼见到高速公路的兴建，起初94号州际公路穿过城南，接着是环城公路。柳径机场不敷使用，于是兴建底特律大都会机场以改进服务。假日旅馆和拉马达（Ramada）旅馆纷纷出现在公路两侧。郊区忙着挪出空间兴建购物中心。零售业风格改变。在商店里，以前可以单买的物品，现在要论批买。T恤一次要买三件，铅笔论打卖。平装书大为风行，但以前的标签从此消失：当时薄书一本二十五美分，厚书一本五十美分。为了有资格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里的车子必须不止一辆。电视当然堂堂登场。

　　整整一代的电子媒体记者，其中有些非常上镜头，播报着气象、体育及其他种种新闻，有的确实重大，有的只是琐碎小事，出现在彩色屏幕上，不过是为了维持美国人在客厅的话题。电视大为流行，一些历史悠久的畅销杂志广告收入大为缩水，最后被迫停刊。在密西根大学，研究必须靠电脑佐助。复印机和打字机一样，成为办公室内不可或缺的设备。我不太出门旅行，但我从阅读得知，南方内陆饮水机和公车候车室的“白人”及“有色人种”标志已经移除。不说别的，早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已注意到，在我必须填的所有表格上，“人种”这一栏都已经取消。至于改变的确切时间，我已不复记忆。

　　我可能在密西根停留太久。即使从大三念到博士毕业，如果我加快速度，应该不用花十二年。不过，拖延并非没有益处。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因此我对失落的年少岁月不再耿耿于怀。

　　在头几年，至少是最初五年，我对自己的国民党背景采取防卫的姿态。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美国人自己在朝鲜战争时和毛泽东的军队作战。在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的“边缘政策”影响下，又差一点帮助蒋介石保卫金门马祖。然而，在我们的校园中，每个人提到蒋介石时，语气都是全然的不屑。有些教师和同班同学听到我曾是他旗下军队的军官，就以为我应该觉得难过，仿佛我是在希特勒麾下的愚蠢德国将军。

　　我几乎要对他们大吼大叫：这是你们的想法，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自傲于自己的从军纪录，因为不会有人自傲于失败。我不打算自愿参战，到北纬三十八度线或中囯外海的离岛去打仗，但对过去的从军，我既不引以为耻，也没有罪恶感。不过，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我的情绪和我的东北经验密切相关。我于1946年2月随着郑洞国将军的幕僚群到东北去。在此之前，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一样，非常期盼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计划可以带来和平。1月10日，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停战协议。双方同意冻结所有的部队行动，只有一项行动例外：国民党军队可以进入东北，在该处移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新闻旁的照片显示，亲切的周恩来站在马歇尔旁边，在张群后方露出亲切和蔼的微笑。然而，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党的八十七师从沈阳移师长春时，林彪以四万人展开突袭，几乎歼灭了整个师。

　　两天后，林彪加强武装，进攻国民党的新三十八师，后者原是前驻印军的一部分。这次攻击受阻，共产党军队损失不下两千五百人。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纳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共产党军队进攻受挫，还真是奇迹。但双方交锋后都筋疲力竭，国民党军队更累，因为大屠杀的感觉就已让人觉得恶心了。敌军严守铁路要道四平街，执行繁复的战地计划。前线部队想找出彼此的缺点，企图包抄彼此的侧翼，但都不成功。林彪就这样阻挡我方进攻长达四十天之久。同时，他的人马进入长春，当时苏联已经撤走。周恩来此际在重庆宣称，共产党已“厌烦受人摆布”，可能被迫采取自我防卫。

　　不守信用已经够糟，更不可原谅的是苏联从旁协助。当时我不相信苏联人知道什么叫光明正大或正派行动。看看斯大林吧：他和希特勒签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入侵波兰时，苏联从后方解决这个国家。日本请他充当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他却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凭着雅尔塔协议和对日本的七日战争，他在我们的领土上接收理当是我们享有的胜利果实。至于东北，一切似乎必须回到沙皇统治的年代。

　　看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吧：他运用种种拖延技巧，防止我们进入东北。他控制下的港口我们不能使用。我们大规模的空运必须接受种种限制。我们一接受他的条件，他就撤回他的提议。最后国民党军队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强行推进，他才撤退。但我们进入东北整整延后了半年以上，多么关键的半年！在我们之前被获准进入的林彪，此时正好严阵以待。

　　我记得我们抵达沈阳时，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火车站旁写在墙上的俄文，笔法粗野唐突，蠢蠢欲动。也许可以说，我们的苏联盟军必须循着指标搭火车，因此仓促离开火车站，离去时太过匆忙，无暇顾及我们的感受或品味。然而，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他们还竖立了一个大型纪念碑，庆祝他们对日本的七日战争。在方尖碑上是一部红军的坦克车，枪口指向天际，提醒我们仍然受其威胁。他们一定预期这个雕像可以摆置好一阵子。

　　有一天下午，我开车经过城里的工业区，或者应该说是以前的工业区。不只如报纸所载，工具和机械被苏联人搬运一空，而且建筑物也难逃一劫。所有的窗户都被打碎，地上散布着垃圾和烧焦的木材。从部分焚毁的墙壁，我透过建筑的骨架看到了屋顶的横梁，在没有屋顶遮蔽的情况下，暴露在沈阳阴沉沉的天空下；这是个总被入侵者蹂躏的城市。

　　苏联人用货车运走想要的物品后，还让他们的占领区货币淹没整个东北，所发行的军券面值很少不超过十元。当地人抱怨，红军在六个月内所发行的纸币，比日本人十四年发行的还多。这样的说法很难确认。不过，我们在当地买东西拿回零钱时，无一例外是苏联发行的红钞票。

　　我在郑将军前线司令部待了四个月，接收战地电话的讯息、汇集战情报告、参加参谋会议、接待外国特派员。有时我到前线去，将弹药运交给前线部队。抗日胜利时我以为可以永远抛诸脑后的每件杂事，现在一一回来，而且未免太快了一些。没有人问是否有内战。到达沈阳时，我们立即发现内战已经开打，我们早已深陷其中。不必是好战人士也可以很务实，期待另一个协议会更好是不合理的。在考虑其他因素之前，必须先想到对方有能力把这么多人送上必死之途，能够具备这样的实力，恐怕是不可能停战的。

　　这个恐惧不久后得到证实。5月中旬，林彪的作战军官王继芳取得我军发的无人地带安全通行令，前来投诚。我在司令部单独和他对谈。共产党军队并没有采取阶级制，军官是任务取向。不过基于尊敬，我们称他为“王上校”。从和他的谈话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们作战的资料，不过填补了我们所不知的空间，并证实了之前接获的报道。他让我们对局势有更全盘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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