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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时局的我见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这回吴佩孚们讨伐安福派的战争,事实上已算得了胜利。鱼行的几位老板,都已逃的逃,躲的躲;他们的小头目和几万喽啰也打得东奔西散。剩下太平湖的那些小虾兵,已成了没买主的猪仔,又被战事吓得不成形体,一时决不敢兴妖作怪。看来,这安福的凶焰,现在虽还没尽如我们的希望,完全扑灭。但事实上现在他们的器卫,确已完全解除,暂时似已不需兵力来防他们凶顽的抵抗。现在最急要的问题,当是这战后时局的解决了。但这战后的时局怎样去解决呢?这是我们老百姓人人都有一分责任,要赶快来讨论的。

  我觉得,我们应当在着手去讨论这件事之前,先要认定两个前提。要认定这回的时局的解决,是全国的事情,不是一系或一界的事情,——不当只让军人去解决,当由全国老百姓共同来解决。民国成立九年了,这九年之中,那(1)一件事情不是官僚武人专断,何尝加入民意来,所以闹得国事糟到如此地步。去年五四运动起了过后,似乎一时民意蓬勃。未几,安福派看民意不利于己党卖国行为,到处任意摧残。现在万恶的安福已经失了爪牙,我们真正中华民国主人翁的老百姓也可以抬点头,行使我们的主权了。但在这时局解决的当儿,我们只听见说某使主张这样,某将军主张那样,说闹得很热闹。我们老百姓们,却好似封闭了口似的,连一声也不响。我们要晓得这回吴将军们代表公意,打翻万恶的安福派,不要说是某系打败某系,要说人民打败军阀和贼党。吴将军们已尽了他们击贼的责任,剩下的这纠纷,难道我们还不起来和他们共同解决,还忍心放掉专教去麻烦他们?所以这回时局的解决,我们老百姓都要负一分责任。我们要认定这个时机是个改造的时机,不是个递代的时机。我们看吴将军们的宣言,这次讨伐鱼行,只是要为大家除去祸害,我们敢信他们不存有“取彼而代”之心。但恐:因一时明见不及,或者过于容忍,致助成第二军阀的产生,也说不定。倒一个军阀,再起一个军阀,在老百姓一方面,固然万分说不到什么利益。就是军阀的本身,踌躇满志之日,也就是巅(2)覆败灭之机。现在吴将军们推翻的段祺瑞,何尝不曾倒袁倒张。一成军阀即势趋必败,“殷鉴不远”,就在“本上将军”身上:我这样说,并不是疑心吴将军们,不过是仅告说这是一条不好的路子,请大家多加小心,不要去蹈覆辙罢了。在吴将军们一方面,自然是要不但替大家除了已成的祸害,还要防止种下未来祸害的种子;我们老百姓也应当助他们不往这条路子上走。我们只要认定这个时机是改造的时机,要把时局的解决,搁到改造的称上去;不要当他是个传衣钵的道场,要把这作过孽的衣钵打碎了,至于我说要改造,并不是说什么彻底的改造。不过希望在这个当儿,把那九年假民治的招牌洗刷一下,拣些不合民治精神的把他去了,拣些民治必需的东西加了进来。我们固然希望完全真实民治的社会早早实现,但实际上还有好些忌嫉他的阻力,他来的还要很慢。我们现在也不侈望,只希望这回时局的解决,有不拘多少的民治,给我们不断改造的蒙泉,泉流涓涓,终有一日流到“彻底改造”之海。

  我上边说的是解决这回时局主要的两个前提。我往下接着说我对于时局的主张。

  解决时局,吴将军宣言拟开公民大会,我很赞成这个主张。不过吴将军好像说的是只在北京开公民大会,这一点和我的意思不同。若只是北京开个公民大会,征集到的是否就是普遍的民意?这是当然做不到的。若各处都开,决议庞杂,又将何去何从?若是说在北京开公民代表大会,代表又用何法选举?这也是要预先讨论的。若是和选“国会”议员一样的方法去选,谁能保证督军省长大人们不再钦派几个猪仔来?况代表是要他“代表人民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就能够代表人民;就照选议员的法子选出来,他又怎样去征集人民对于这回时局解决的具体意见?这都是要先研究的。我以为比较的好一点是,用各地各种公益团体互约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征(3)集公民大会,议决各种解决时局的方法!代表即可由当场推定——或委托发起大会的各团体,代选数人。每地代表至少须在三人以上,以便互助监督。选定的代表,须限定非现代(4)官员,或现役军人,曾列名政党的,亦似可限制勿选,更要注意安福馀孽再来作怪。代表选定,即须启程赴全国互相约定之总集合地方(代表会议,我以为在北京好点);在代表集合地点,可由当地各公益团体,委托若干人为纠察员,以便察视各地代表行止。这样似乎过于琐烦一点,但是一则可得较真确一点的公意,一则也可以替各地代表保证免去有人说他们受人利用的冤枉。各地代表聚齐外,便可自由集合;各代表可将各地大会议决案互相报告;若有多数相同的决议案,便可作为代表会之议决案;其馀可再由代表重为一度详细讨论,再付表决。代表会议决的一切案件,可直交政府定期执行,由各地公益团体联合监督。我说的不过是个大略程序,详细可由各地方议定。

  我赞成开公民大会来解决时局,并且拟了个举行会序的大略,我已说过了;我且再说我所见到这会上应当讨论事情的几件:

  (一)惩办安福派——这件事听说这两天已在进行之中,不过外边传的消息,未免太宽容了些;听说有祸首十人,统率定国军的首领,却反不在数内。次如一年来破坏教育的傅岳菜,和段氏的司库曹、陆二个,也都没算上;还有些更不用说了。我们并不是要替他们往深处抬资格,其实凡列名安福党籍的,那(5)一个还不是杀人越货一般的强盗。他们的首领曾借外债六万万元,杀死同胞十五万人。我们家乡误拔死人家树木的,还得拘役三日,这样的大凶,若是放了,衡之法理人情,岂得谓之平?我的意(6)是以为,宜将这一干人向来凶尽恶绝的,都应当一律捕留,治以应得的罪。没收他们的一切私产,作为赈救这次战地受祸的人民,如有馀款,可存作教育用费。若其他作恶较浅的,由法庭宣告,剥夺全部公权终身。

  (二)裁兵——现在中国军队,总数约一百几十万人,政府支出的强半都养了军队,而军队多事,常令遍国扰攘。现在安福军队已有十五万人可以遣散,其他可减的军队很多,这回时局的解决,正是个裁兵的好机会。据我的私见,全国军队分别裁留,最多不得过四十万人。

  (三)废督——中国是民治国,乃有种种不伦不类的官制。如督军一职,几年来他们做给我们的成绩,我们都看见了;我想这种病民的官制,早应把他废了。这回解决时局,废他也当是一件。废督之后,各地军队可由陆军部直接管理,中间一切关系军职的官,一律都可裁去。不过这个和裁兵一项,都有特殊势力的阻力,能做得到做不到,只看民气发扬的程度罢了。

  (四)实行地方自治——这一次段派的失败,一半固然是军阀不能立足于二十世纪的明证,一半也是个中央集权失败的反证。这回解决时局,应当要立(7)办到实行地方自治。我这里说的地方自治,不单指区域宽大的省制,连各县小区都说在内。

  (五)筹定教育基金——中国这几年来的政府,有几千万元来募冗兵和收买党员的费(8),提到最紧要的教育,只听说某处兵占校舍;某处学校停办;什么还能说政府有教育基金的筹定,有时连常费都移作军用了。某国立大学要办图书馆,仅十万元的费用,比较鱼行开支不过两月费用,还得自己去想法子。我们要使政府从今后要保证常使教育费宽裕并且要筹定的款,储存信实的银行,作为教育基金。

  (六)恢复人民三大自由——年来安福的作恶,对内乱湘乱陕,对外卖路借债,人民反对,便凭恶势力来摧残。所以这两年来,我们虽名儿上说是民治国的百姓,比俄国有“沙”时代的百姓还要苦些,什么约法上所许的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都被剥夺了。现在恶势力既去,我们当然恢复自由。我们还希望以前非法制定的什么治安警察法,和什么出版法,都一齐取消了。

  这些问题,都不过我信口道来,没什么学理根据的说明。像这一类要急(9)待解决的事情,多是多极了。南北和议问题、外交问题、财政问题、内阁问题……都是一长连的结子,拉这个,牵到那个,都有急(10)待解决的必要。这些问题究竟怎样去解决?不但说明上烦难,事实上做去也狠(11)烦难,我不是专家,更不能一一分开来细说。不过临了我可说一句话,若拿着“为德谟克拉西之安全而战”的这句话,来作解决这回纷纠的骨子,我们自然不会错了,自然不会失败,我愿我全国人民都来做(12)一句话的忠勤的仆人。

  原载1920年8月1日《晨报》

  (1)“那”应为“哪”。

  (2)“巅”应为“颠”。

  (3)“征”应为“召”。

  (4)“代”应为“任”。

  (5)“那”应为“哪”。

  (6)此处漏掉“思”字。

  (7)“立”应为“力”。

  (8)此处漏掉“用”。

  (9)“急”应为“亟”。

  (10)“急”应为“亟”。

  (11)“狠”应为“很”。

  (12)此处漏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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