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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1)


  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两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

  ——歌德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此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不是毛奇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fi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及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one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缘于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虿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之滥觞。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为我们赎罪的惟一圣子的人。”

  “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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