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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2)


  马修·阿诺德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该国的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诸如“爱尔兰创伤”之类的帝国的政治伤痕一直没有愈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最近,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种粗野、傲慢和肆无忌惮的做法使张伯伦先生(即约瑟夫·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属的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监狱的大门。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总之,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的这个“傲慢的恶魔”成了他推行罪恶政策的真正诱因,它导致张伯伦先生强硬政策出笼,并引发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国主义”的产生,使得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导致被称为“中国联盟”(China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在北京开始进行掠夺比赛——总而言之,这一可怕的傲慢导致了目前中国这场可怜、可鄙、可悲、可叹的灾祸的发生。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呢?”“政府总是最后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对个人的危害一样严重。”

  有一天,一伙人在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家里展开了抢劫比赛。在激烈的争夺中,他们使房子失了火。这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乱臣”说:“咱们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另一个“贼子”说:“还要先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论调,正人君子们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拿出一些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强的意识,使得这场长达六个月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欧洲或者在大英帝国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的,现代的欧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结果,就是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进行这样的改革又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将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的恶魔”从民族的习气、从贵族的传统中祛除。当这种心灵的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开放公职的门户(open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出公职服务系统。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思想。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并得到贯彻实施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公职贵族(StaatsdienstAdel)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宏伟美丽的帝国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强烈的基督教虔诚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将不再只是通过舰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声望了,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人类文明——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来自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Romanorum!Setusetuseguitua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而去,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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