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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一、中国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词曲本是乐府,不必论;《诗三百》与乐之关系成说甚多,也不烦证明;只论辞赋,五言,七言,无不从乐府出来。《汉志》于《辞赋略》中标举“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话,这话说司马相如是对的,说屈原是错的,举一事为证,屈赋每每有乱,《论语》“《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有乱的文辞不是乐章是什么?赋体后来愈演愈铺张多,节奏少,乃至于不可歌罢了。七言从汉魏乐府中出来的痕迹更显明(后来再论),五言则除见于东汉乐府者不待说外,所谓古诗,苏、李诗,非相和之词,即清商之祖;后来到曹操所作,还都是乐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乐府。填词作诗不为歌唱,乃纯是后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与一般之差别不如后世之大,作诗而不歌,又为什么?所以杜工部还在那里“新诗改罢自长吟”,近代人才按谱填词,毕竟不歌哩(词律之规平仄,辨清浊阴阳,皆为歌时之流畅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谱填,真成雕虫之技,不复属于文章之事,无谓甚矣)。

  二、中国一切诗歌之原皆是长短句,词曲不必论,四言在《诗经》中始终未整齐,到了汉朝人做那时的“古体诗”(如韦、孟等及自四言诗出之箴铭等)。才成整齐的四言,七言五言从杂言的汉乐府出之痕迹亦可见。

  三、从非楚调的杂言中出来了五言,必是当时的乐节上先有此趋势,然后歌调跟着同方向的走,这宗凭传于音乐的诗歌,情趣虽然属于文学,体裁都是依傍乐章,他难得先音乐而变。可惜汉代乐调一无可考,我们遂不能详看五言如何从杂言乐府出一个重要事实。

  《楚辞》不续《诗经》之体及乐,《楚辞》在文情上也断然和《诗经》不同,五言不续《楚辞》之体及乐,五言在文情上也断然和《楚辞》不同。《国风》、《小雅》中的情感在东汉五言诗中重新出现了(应取《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五言乐府等与《国风》、《小雅》较)。

  论五言乐府者见“汉乐府”节,论汉季五言诗者,见“建安五言诗”节。

  附录

  《古诗十九首》
  苏李诗
  拟苏李诗
  《玉台新咏》卷一
  《乐府诗集》宜为必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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