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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五言不起一人


  然则五言是谁创的?曰,这个问题不应这样说法,某一人创造某一体一种话,都由于以前人不明白文体是一种的有机体,自然生成,以渐生成,不是凭空创造的,然后说出。诚然,古来文人卖弄字句的体裁,如“连珠”,最近代印刷术大发达后的出版界中文体,如“自由诗”,都可由一个文人创造,但这样的事都是以不能通行于一般社会的体裁为限,都不能成文学上的一个大风气(即使有人凭空创了,到底不能缘势通行)。所有文学史上的大体裁,并不以中国为限,都是民众经过若干时期造成的,在散文尚且如此(中国近代之白话小说出于平话,《水浒传奇》等,尚经数百年在民众中之变迁而成今体,西洋之Romance字义先带地方人民性,不待说,即novel,渊源上亦经若干世之演化,流变上亦经若干人之修改,然后成近体也)。何况韵文,何况凭传于民间歌乐的诗?所以五言、七言、词等,其来都很渐,都是在历史上先露若干端绪,慢慢的一步一步出现,从没有忽然一下子出来,前无渊源,顿成大体的。果然有人问五言是何时何人创的,我们只好回答他,五言是汉朝的民间出产品,若干时代渐渐成就的出产品。

  五言在汉时慢慢出来有痕迹可见吗?曰:现在可见的西汉歌词中(可靠的书籍所记载,并可确知其为西汉者)。没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诗有一个向五言演化的趋势。

  一、《戚夫人歌》(见《汉书·外戚传》)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三、三、五、五、五、五)

  二、《李延年歌》(见《汉书·外戚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五、五、五、五、八、五)

  (《玉台新咏》已将第五句改成五言,遂为一完全五言诗矣)。

  三、《杨恽歌》(见《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短,化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几时?

  (四、四、四、四、五、五)

  这三篇都不是楚调。戚姬,定陶人;定陶属济阴郡,济阴地在战国末虽邻于楚之北疆,然楚文化当不及此。李延年,中山人。杨恽则明言“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故他这歌非秦即赵。我们不能断定西汉时没有一篇整齐的五言诗(《困学纪闻》所引《虞姬歌》自不可据)。但若果多了,当不至于一首不遗留到现在,只见这三首有五言的趋向之诗。那么,五言在西汉只有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中,逐渐有就整齐成五言的趋向,纵使这一类之中偶然有全篇的五言,在当时人也不至于注意到,另为他标一格。大凡一种文体出来,必须时期成熟,《诗经》中虽有“子兮子兮”一流的话,《论语》中的“凤兮凤兮”一歌,也还近于《诗经》远于《楚辞》,直到《孟子》书中引的《沧浪之歌》,才像《楚辞》,所以《九辩》、《九章》的体裁,总不能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物事,西汉时楚调盛行,高帝武帝都提倡他所以房中之乐(如《安世房中歌》),乃至《郊祀之歌》(说详后),都是盛行楚声的。赋又是楚声之扩张体,如果歌乐的权柄在司马相如、枚皋一般人手里(见《史记》、《汉书》数处),则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诗中之五言,没有发展的机会。一种普行的文体乃是时代环境之所形成,楚调不衰五言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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