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导论第一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7)

第一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7)

　　《菩提末》（Bodhimor）此书纪赞普世系，实出于藏文之《嘉剌卜经》，据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译本第三百六十页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赞普之名为Thi-aTsong-lTe-bDsan。按此书原文予未见，此仅据施密德氏所转写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语读之之对音，严格言之，当作Thi。ITe者据会盟碑蕃文应作IDe，蒙文dt皆作

形无分别，bDsan即碑文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转写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写仅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异也。惟atsong一字，则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讹，盖此字依会盟碑蕃文本，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应作gtsug，蒙文转写藏文之

（g）作乛形，转写藏文之

（a）（或作h）作

形，ug，ük作

形，ung或ong作

形，字体极相似故讹。或《菩提末》原书本不误，而读者之误，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译本据此本。此赞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讹读，藏文

（g）字，蒙文作

，与蒙文の（b）字形近故讹，蒙文之ug转为ük亦以形近误为ong，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古源流》满文译本《蒙古源流》中文译本非译自蒙文，乃由满文而转译者，今成衮扎布进呈之蒙文原本，虽不可得见（予近发见北平故宫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种：一为写本，一为刊本。沈阳故宫博物馆亦藏有蒙文本，盖皆据成衮札布本抄写刊印者也）。幸景阳宫尚藏有满文译本，犹可据以校正中文译本也。按满文本，此赞普名凡二见，作Darmakriltsung-Lu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on字，此名误与达尔玛之名联读，已详上文。惟藏文之Khri，满文或依藏文复辅音转写，如此名之Kn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语读音转写，如持苏陇德灿（Cysurong tetsan）之Cy（满文

）即其例，盖其书之对音，先后殊不一致也。ung乃ug转为ü之误，见上文《菩提末》条。又藏文LDe所以讹成垒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0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结尾之形作

及

，皆极相似，颇易淆混，故藏文之LDe，遂讹为满文之Lui矣。或者成衮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讹误，满文译本遂因袭而不知改也。

　　文津阁本及坊刊本汉译《蒙古源流》中文《蒙古源流》既译自满文，故满文译本之误，中文译本亦因袭不改，此二本中，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持松垒，一作达尔玛持松，满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语读之也。按义净以中文诧为梵文ṭha字对音（见高楠顺次郎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则ṭhi字固可以满文之

（cy）字，中文之持字对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误字，而先后校此书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满文Tsung之对音，其误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文书社本汉译《蒙古源流》此本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哩卜崇垒，一作（达尔玛）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满文Kri而对哩音，其作卜者，满文译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则持哩二字重声，松崇二字亦垒音，殆当时译者并列依原字及依口语两种对音，而传写者杂糅为一，遂致此误欤？余见上文。

　　此赞普之名号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会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赞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论乞冉献马十匹，玉带金器等。”《旧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赞普卒来告。”《新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赞普死，使论乞髯来（告丧），可黎可足立为赞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新唐书·吐蕃传》赞普立（指可黎可足）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会昌二年十二月吐蕃来告达磨赞普之丧，略云：“《实录》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据《补国史》，彝泰卒后，又有达磨赞普，此年卒者，达磨也。《文宗实录》不书彝泰赞普卒，《旧传》及《续会要》亦皆无达磨，《新书》据《补国史》，疑《文宗实录》阙略，故他书皆因而误。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开成三年已卒，达磨立至此五年，而《实录》云仅三十年，亦是误以达磨为彝泰也。”

　　《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垒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岁次辛酉，三十六岁殁。”据小彻辰萨囊台吉书所用之纪元推之，戊戌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为唐昭宗天复元年，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诸书之文，前已征引，兹再录之以便省览而资比较。）按《蒙古源流》所载年代太晚，别为一问题，姑于此不置论。而诸书所记彝泰赞普嗣立之年，亦无一不误者。何以言之？唐蕃会盟碑碑阴蕃文，唐蕃年号并列，唐长庆元年，当蕃彝泰七年，长庆二年，当彝泰八年，长庆三年，当彝泰九年。

　　又《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刘元鼎使吐蕃会盟还，虏元师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旧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颖等与吐蕃大将讷罗论等会盟于长安，盟文末有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之语，则是刘元鼎长庆二年所见虏帅遍晓诸将之盟策，即前岁长庆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长庆元年，而非长庆二年。梁曜北玉绳《元号略》及罗雪堂振玉丈重校订《纪元编》，皆据此推算，今证以会盟碑碑阴蕃文，益见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赞普之彝泰元年，实当唐宪宗元和十年，然则其即赞普之位至迟亦必在是年。《唐会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年月，乃据吐蕃当日来告之年月，而非当时事实发生之真确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载此赞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说是否正确，但宪宗元和十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十五年，为彝泰元年，文宗开成三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补国史》所纪可黎可足赞普卒之岁，为彝泰末年，共计二十四年，适相符合。予于《蒙古源流》所纪年岁，固未敢尽信，独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说，与依据会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暗合，似非出于臆造所能也。

　　综校诸书所载名号年代既多讹误，又复互相违异，无所适从。幸得会盟碑阴残字数行，以资考证，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正。然中外学人考证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尚未有证论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此指拉萨之赤岭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寻常碑碣，仅供揽古之士赏玩者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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