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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说(5)


  《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縢》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此一说别详)。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洲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虏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史阁部答多尔衮书》)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皇太极《侵明告示》中可见),直到其帝玄烨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部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他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素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在现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总而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

  《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闇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记 以上匆匆论《诗》《书》之成分,只谈到轮廓,其详细的问题待继续考核材料,搜集证据。我的朋友余永梁先生近谓《方言》颇和《诗》《书》中语有可比较处,正作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叙确实得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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