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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说(4)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杀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那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俨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在于藻》有“王在在镐”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玁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

  《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甚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

  《风》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时诗,何地诗。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麇》一篇外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礼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政,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时战国时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他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雅》《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

  《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辞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梁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甫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縢》《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偏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縢》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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