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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先生教国语(1)


  莫须有先生现在在金家寨小学做教师了。这个小学的校长一向在故乡服务,高等师范出身,以前同莫须有先生见过面没有谈过话,那是莫须有先生在武昌做中学生时期,他则住高等师范。后来莫须有先生海内有名,他当然是知道的了,他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在这回同莫须有先生认识了以后,他简直忘记了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衷心佩服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在教学上真有效果。而使得他最感愉快,认为自己用人得人,理由不是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是莫须有先生简直不像新文学家!有一天他无意中同莫须有先生说明白了,他说道:

  “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新文学家,其实并不然。”

  他说话的神气简直自认为莫须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须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见,不能否认,亦不能承认,也只好自喜,喜于柳下惠之圣和而不同而已。余校长(校长姓余)之不喜欢新文学家——其实是不喜欢新文学,新文学家他在乡间还没有见过,无从不喜欢,在另一方面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欢新文学家,因为他认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与他有利害冲突,他以为黄梅县的青年不归扬则归墨,不从莫须有先生学白话文便从他读袁了凡《纲鉴》了。腐儒不喜欢新文学家,但他这样攻击莫须有先生:“我并不是不懂新文学,故我攻击他,冰心女士鲁迅文章我都读过,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么文章呢?”这个他字是莫须有先生的代词。

  莫须有先生因此很动了公愤,他对于人无私怨,故是公愤。他以为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卑鄙,攻击人不择手段。老秀才而攻击新文学可也,老秀才而说冰心女士鲁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余校长无意间向莫须有先生说的话情见乎辞,他同莫须有先生已经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则应恭维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也。若是新文学家,则彼此不能在学校共事,不能有交谈之乐也。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

  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得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即别无定义,如因反抗古文而便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为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学家亦可。所以当下莫须有先生不否认不承认该校长的话,只是觉得自己在乡间很寂寞,同此人谈谈天也很快乐,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乐而已。慢慢地他说一句投机取巧的话:

  “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这一来于他的新文学定义完全无损。因为他认庾信的文学是新文学。而最要紧的,这一来他鄙弃韩昌黎,因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长不因此不乐。此人的兴趣颇广,鲍照庾信《水浒》《红楼》都可以一读,惟独对于新文学,凭良心说,不懂得。

  莫须有先生又说一句投机的话:

  “我喜欢庾信是从喜欢莎士比亚来的,我觉得庾信诗赋的表现方法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表现方法是一样。”

  余校长是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读英文的总承认莎士比亚,故莫须有先生说此投机的话。然而莫须有先生连忙举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弄得朋友将信将疑了。

  “我是负责任的话,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无论中国的庾子山,诗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于是世界便是题材,好比是各样花木,一碰到春天便开花了。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或者一叶落知天下秋。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辞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中国诗人与英国诗人不同,正如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

  人家听了他的话,虽然多不可解,但很为他的说话之诚所感动了。天下事大约是应该抱着谦虚态度,新奇之论或者是切实之言了。于是他乘虚而入,一针见血攻击韩昌黎:

  “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

  余校长不能答,他确实答不出韩文里有什么来。外国文章里,以余校长之所知,确实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欢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真是古今的笑话,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思,只同唱旧戏一样装模作样。我更举一个例子你听,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鸡鸣狗盗之士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士,公子们家里所养的正是这些食客,你为什么认着一个“士”字做文章呢?可见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呻吟罢了。

  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似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罢,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罢,总之是雅不是俗罢。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级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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