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4)

生活、思想与人物(4)

　　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渐渐在改变的。象莎菲这样的人物，看得出慢慢在被淘汰。因为社会在改变，我的思想有改变，我渐渐看到比较更可爱的人了。因此我笔下的人物也就慢慢改变了性格。我说这些话，就是说明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世界观对于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我虽说变了，但这种类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得到他们的痕迹。象《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女主角，她是农民的女孩子，不是知识分子，她的成分变了，她比莎菲乐观，光明，但是精神里的东西，还是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我很明白这种人物已经过时了。社会制度根本改变了性质，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根本改变了内容，我极力探求新的人，新人的内心生活。我要去写完全是新的人，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完全是新的人，这是指从我的作品来说，这些人物在我过去的书里是少有的。但是还是写进了一个黑妮。虽然这个人物在作品中不占重要地位，可是读者很喜欢她，因为这里面有东西。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的是询问黑妮。尽管作者不注意她，没有发展她，但因为是作者曾经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所以一下就被读者所注意了。

　　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来，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后来我在另一个地方和一个同志聊天，谈到对地主家子女如何处理，一谈到这马上我就想起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别人是无法知道的。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与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又想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于是把为她想好了的好多场面去掉了。这是说明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形成后，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脑子里一定要有许多新人物，而且把他们在脑子里稳定起来经常去注意他，培养他。人物都不是现赶出来的。你说我到一个村子里看到一个人，回来就写他，那是不行的。你要写的这个人物，应该是老早在脑子里面就有了的。

　　我刚才举的例子只说了一种人物，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物。在《梦珂》里有的人物，后来出现在《入伍》里，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又有了文采。只要是你脑子里的人物，只要有机会，你就会写上他几句。所以说人物都是很多年在作家的思想上，作家的性格上，作家的感情中，作家的社会经历中慢慢积累和形成的。当你到生活中去，看到一个人，得到了启发，就把你旧有的人物部勾引出来了。很自然的就把旧有的人物和新认识的人物溶化在一起了。当然，在你今天写他的时候，你会用今天的思想来校正他一下的。我在写文采时，我曾努力克制自己，把他压缩，总想笔下留情。我不愿让他的形象压倒其他的人，我不喜欢他成为一个主角。

　　写《粮秣主任》也是这样的。我参加了桑干河的土改斗争，敌人到了那里以后，我对那里人的感情更深了。我想到他们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死了好些人，我想到这许多人，这许多人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早就有了。而这些人又是新的战斗者，这些新的战斗者也同我脑子里那些旧的战斗者结合起来了。我对这些人的同情更多。因此近年来我的小说里，就不能不写这些人。为什么我到官厅水库去，别的人我都没有写，就写了个《粮秣主任》呢？这是因为我同这样的人原来就很熟，就有感情，我一下去就注意他。对那些才成长起来的新人，我喜欢他们，却不象同粮秣主任这样的人容易熟悉。

　　现在我自己正在努力，要在旧朋友之外，多结交些新朋友。所以我很想到新的地方去，结交新的朋友。注意那些情绪饱满、思想比较单纯一些的、新起的人物。《粮秣主任》发表以后，我听到有人说：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生活，丁玲到官厅水库也只去了几天，就写出了《粮秣主任》，而有人下去一两年，还是写不出东西来。我听了以后，当然很感激他对我的鼓励，但是并不同意。我并不是不要生活就可以写文章，也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比别人了不起，下去两天就能写出文章来。那是因为官厅水库那里有我的熟人，有老朋友，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在于我过去有点桑干河的生活，过去有粮秣主任那样一个人物。我写的并不真正就是水文站的那个人，他没有那么“文”，那些话也不是他讲的，也不是我讲的，是我脑子里的那些老朋友讲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不深入到生活中去，就可以写出作品来。理解生活当然是很重要，但没有生活，没有深入的生活，怎么理解呢？只了解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熟悉具体生活，还是无法创作的。

　　我们不要孤立的去看生活，也不要以为只要有分析生活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认为深入生活和分析生活是一件事，在生活里面随时都在观察，都有批判，都有分析，才能更懂得生活。不是说我先下去生活，然后再去分析生活。

　　附带答复一点有关主题的话。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我写什么我并不晓得，我要到生活中去看了，才晓得写什么；另一种说法是：我有了主题了，才下去，下去了再按我这个主题的框子去找材料，找完了材料再来写。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要写一个什么，开始要有一个主题思想，要没有一个主题作为创作的指导和范围的话，那么宽广的生活，你到底要写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写。所以要先有一个题目，不管这个题目是别人给你出的，或是作家自己脑子里所产生的都行。一个作家脑子里要经常有很多题目。要经常的看到一件事发生了，就很敏感的接触你自己的题目，使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引起你非要写他不可。主题是可以由别人出，可是文章得由作家自己原来就有才行，不是拿别人的题目，按概念去找生活找人物。

　　再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不是先有了一个思想，才下去的呢？有的。前面我讲过我到了张家口后，就愿回到农村去，我觉得我跟陕北的农民发生了感情。同时我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要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如果很好的反映了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主观意图。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就下去生活，那是没有目的的。有了这个思想我就下去了，下去先到几个村子里，浮面的跑一跑，然后又比较深入的搞了一个村子，虽然只十几天，但是是比较深入的卷进了斗争里去了。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的情况下，全国解放战争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才决定了人物的。

　　顾涌的问题也是这样。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作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商业）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当时有些工作也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拿了他的地又要让他在群众中说话，要群众感谢他，真又是很右的作法），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那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

　　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象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那么顾涌这个人物怎么来的呢？也许是从那个人站在讲台上，拿出那么一条破腰带，这样一个形象一闪而产生吧！但是根本上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我工作中来的。在工作中因为这一个问题我不能解决而来的。从富裕中农这个问题中，就设计了顾涌这一个人物。他是从思想上来的。可是在收集材料之前，还是先有个意图，然后把意图结合了生活素材后，才产生了人物。

　　在选择地主形象上，同样我也费了很多考虑。有各种各样的地主：一种是恶霸地主象陈武一样强奸妇女，杀人；一种象钱文贵这样的地主。究竟要什么样的地主呢？那时候我手头有好多材料，从这些材料上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写一个恶霸地主吧！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地土里有很多恶霸，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叫人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地主，一跳脚几条河几座山都发抖的人，就能镇压住一个村子。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的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所以说这个形象（指钱文贵）还是从我思想中来的。思想先决定了，然后才选择了他。我常常选择人物都是从思想里来的。

　　因此，端正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解马化思列宁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我们创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时间关系不能再详谈了，道理很明白，作家要真真的解决问题，需要从理论到实践，更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我祝同志们学习胜利，并给我的意见以指正。

　　（《人民文学》一九五五年三月号，署名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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