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丁玲谈自己的创作(2)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2)

　　我有个体会，就是在接触人时，决不可以有架子，你得先把自己的心，自己全部的东面，给人家看，帮助人家了解你。只有人家了解了你，才会对你不设防了，这样，他才会把全部的东西讲给你听，那么，你就可以了解他了，你就可以写他了。如果不是平等坦率地和人相处，那么，人家也就不会对你讲什么真话了，所以，我总是这样，如果人家开始不说话，那我就再说，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自己的一切，交给别人，让你们来说我，批评我。你们对我好，对我坏，冷，热，那没关系，我都不在乎。一个人写文章，搞创作，就必得要体会社会上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内心活动，你不了解他，你就没有办法去反映他。

　　你们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的文采有没有模特儿，过去也有人问过我：文采是不是写的某某人？我说：你说有模特儿，就有模特儿。谁要自己对号入座，我也不反对。像文采这样的人物在知识分子中现在还有不少，随便去找，眼前就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喜欢训人，指挥人，这样的人啊，多得很，实际上对农民一点儿都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他们看了书先问是不是写谁呀？真有意思。《桑干河上》的文采没有大错误，没有大问题，还算比较好的。他无非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在农村里是那样，在另外的环境里，他还会那样！而且能把人唬住，会有人相信他哩。这种人可以改好，但也可以变得很坏，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

　　关于作者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是个有趣的问题。过去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少高明的见解。五七年有个叫姚文元的小编辑，投“左”倾之机，写了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跃上了文坛。他判决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论家和少数落井下石的人，跟着狂叫了一阵。直到现在还有人说，说得稍微好听些，莎菲是鼓吹性爱。我不明白这帮人口中的性爱是指的什么！当年莎菲也曾被围攻、批斗。有的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这类材料。我真希望这些塞在莎菲档案里的材料可别毁了，因为它可以供以后年轻的研究莎菲的人翻阅、引用、借鉴。现在也确有不少爱读书、肯用脑子的人，为莎菲鸣不平，想为莎菲平反，但自然还是阻碍重重。这些事我个人不想插手，我相信：“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也有人说那个玩弄男性或者讲性爱的莎菲就是作者自己，要我去受莎菲的牵连，这很可笑。

　　有些人读文学作品，都习惯从书中找一个影子，把自己或者把别人贴上去，喜欢对号入座。一部作品同作者本人的思想是否有因缘呢？一定有。作品就是作家抒发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各种事物的认识、感觉和评论，通过描述具体的人、事的发展来表达。主人公不过成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工具，作者借他（或她）让读者体会出作者所要讲的话，怎么能简单地去猜测这是写的谁，而且就肯定是谁呢？一个作品里的人物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里所描写的人物就更多了，即使是主要人物，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怎么能恣意挑选，信口胡说，把作品中的人物贴在作家脸上去呢？我相信世界上有不少人会懂得创作，懂得作品与作家本人的正确关系，懂得通过创作去理解作家的心灵深处和作品的成败得失。至于个别心怀叵测的小丑，就让他们披着皇帝的新衣去跳舞吧。

　　还有人说黑妮是莎菲；也有人问我黑妮这个人物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不得不替黑妮说几句话。

　　我在怀来搞土改的时候，看见过一个小姑娘，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晃了一下，我问人家，这个女孩子是谁呀？人家给我讲，她是这地主家的侄女，说她很可怜，他们欺负她，压迫她，实际是家里的丫环。这个人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女孩子仔细地观察，就这么一点影子，却在作家的脑子里晃动了：她生活在那个阶级里，但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所以，写黑妮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模特儿，而是凭借一刹那时间的印象和联想，那一点火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简单，值不得理论家去探索，去联系：莎菲是作家本人，黑妮也一定是作家本人。哈……

　　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里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到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

　　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踏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那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的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到现在，这还是一篇没有定论的东西，有人批评它，说它同情汉奸。也有人说女主人公是莎菲的化身，自然也有人说是写的非常深刻，非常好。我照例不受这些所左右，我仍是按着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走着我自己的创作的道路。

　　因为斗争经历得多了，于是就从整个社会、整个运动、整个结果去看一些人，去想一些人。至于这是不是现实主义，是不是已经超脱了自然主义，我没有考虑。作品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这不是主观愿望所决定的。作品写出来了，就一定会产生政治效果，究竟是鼓舞人心，还是涣散人心，在我看来，这种效果并不是作家在动笔前或在写的时候依靠主观愿望而能得到的，它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感情来决定的，是根据作家生平的社会实践、个人的修养和写作能力来决定的。

　　至于讲到我们同现实生活的关系，我认为：不可否认，有些现象是令人很痛心的，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很好了，我们看到了许多坏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一代人、两代人的思想里封建余毒，“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广，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在影响我们。我们的国家问题多得很，怎么办？要不要有人挑担子，是不是大家都不挑，只顾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说来似乎完全可以不去管那些事了，“你这么大年纪，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你的生活也可以，养养老，过个幸福的晚年算了。”可是不行啊，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己的一份。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个困难，不理解挑担子的人的难处，你老是写问题，那么，你的作品对我们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说我不够解放。

　　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我不懂了，那解放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这能给人民带来一点福利吗？人民的生活能提高，没有房子的能有房子住了吗？你不帮忙，你在那里老是挑剔，那有什么好处？人家又说，你这个人嘛，过去挨了批评，你是怕再挨批评，心有余悸啊。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挨过批评，我跟党走过很长的艰难曲折的路，吃过很多苦，所以，我才懂得这艰难。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难得很，你不调动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再好的办法也搞不成。你有这么好那么好的计划，可是人们不积极干，那你就落空了。我们文学家应该理解这个困难。

　　我写的《三八节有感》提出的问题很小，现在实际上要比《三八节有感》的问题多了。《三八节有感》不过是指责了随便离婚而已，把那个土包子老婆休了，另外找一个知识分子，现在看来，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离婚自由，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爱情，当然可以离婚。《三八节有感》就是表现这么一点，里面有一点批评，也不多，不过是替少数女同志发了点牢骚而已。那时在延安也没有掀起批判的浪潮，当时毛主席讲话，对我还是保护的。只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才改变调门，把它打成反党作品。最近我编选杂文集，把这篇杂文也选进去了，这不是一篇了不起的好文章，留在那里，也为了保存材料，让后人再批吧。

　　问到我最喜欢的作家，这很难说，过去有人说我最喜欢莫泊桑，受莫泊桑的影响很大，可能有一点，不过说老实话，那时候，虽然法国小说我看得很多，喜欢的不只是莫泊桑、福楼拜，也喜欢雨果，也喜欢巴尔扎克。但很难说我具体受哪个作家的影响。英国小说家我喜欢狄更斯。真正使我受到影响的，还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还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这些人。直到现在，这些人的东西在我印象中还是比较深。我看书的时候，都觉得很好，但你说我专门学习哪一个人，学哪个外国作家，没有。我是什么书都看，都欣赏。而他们也是各有特色的嘛！

　　我比较更喜欢我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看这些书，看他们写人和人的关系，写社会关系，可以使人百读不厌，你可以老读它老读它，读完了再读。《三国演义》写那么多大政治家，历史上有名人物，写他们的关系写得那么复杂，那么有味道，我觉得很少有的。但是，现在是不是就能够照他们的那个样子写呢？继承它的好的地方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很好继承。可是，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生活变化太快，表现那个时代的手法，和今天的社会相差太远，两方面结合起来不是很容易的。

　　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曹雪芹，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都写得太好了。但现在像这样的人物都不多了，自然像贾雨村这样的人物还是够多的。现实更复杂了，须要用一些更为宏伟的章法来写了。但过去的有些手法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原载《新苑》一九八〇年第4期，是根据丁玲一九八〇年六月与几名英国、日本、突尼斯留学生的谈话，由孙瑞珍、尚侠、王中忱整理的，曾经丁玲审阅、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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