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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来陕北的


  两天走两千多里

  “路很难走呢,现在交通很困难。你如果实在不愿到国外去,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许你得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住在那里是不能出来的;不过也好,你就写文章吧。”

  我便决定到西安。不出门我已经习惯了,三年的蛰居都挨过来了;何况现在,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有什么要紧。

  中秋节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个曾把我收藏了两个星期的公寓,一个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火车上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陕北去的。我们便做了同伴。

  在火车上,我从不走到外边来。火车没有开或停下的时候,我装做生病,蒙着头睡在二等卧车的车厢里。如果有人闯进来张望,或查票的时候,都由同行的×君×君是指聂绀弩。应付。等车一开,我便跳了起来,欢快的同×君谈着上海最近几年的事。×君本来就很健谈,我因为这次出走是生平第一愉快的事,人变得非常和气,精神又好,什么话都谈,很快我们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好得很,白天天气好得很。我们驶过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盘似的布着,钓鱼的人坐在柳树下。我们经过黄河南部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是黄色的收获了的麦田。我们过了险要的潼关,到了古长安。一入长安境,不由使你忆起许多唐人的诗句。长安虽说有许多变革,已非旧长安可比,然而风景仍与古诗描写的无多大差别,依旧使人留连。这次旅行留给我始终都是新鲜的感觉,那静静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车站,车站旁的槐树林,那桥下的流水,那浮游太空下的云团,至今常常带着欢愉和温柔来到我的记忆中。

  三个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馆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因为我的执拗,我宁肯住秘密房子,于是我搬到一个外国人的家里了。同来的×君在×这个×指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这家有三个外国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都不会说中国话。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替我找了一个同伴来,她也是预备到陕北去的。我们总算能相处,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国人对我们很好,我勉强说一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们谈天,而且我计划着写文章。可是那位有夫人的外国人生病了,他们要到上海去,并且真的就走了。以前这家烧饭是那个外国女人担任的,她一走就轮到我和新结识的妹妹两人了。我要说明,这屋子里是不能随便用仆人的,屋主人的面子也得阔气一点才成。于是我们忙着买菜(小妹妹一人担任,因为我不能随便出门),忙着生火,忙着烧咖啡,弄莱。我一天几次捧着杯盘碗盏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饭厅。这个外国人养着一条大狗,名字叫希特勒;还养着二十来只鸡。喂鸡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听她分配的)。我围一条围裙,真像一个使女。

  这三个星期也是非常快乐的。我虽不能出去,但有报纸可读(我曾在不准我看报的地方住过),妹妹也常带些外面的消息给我。虽要我做一些烧饭洗衣的事,但是自愿的,倒觉得有趣。白天外国人在外边应酬生意,我们在后边屋里谈天,看小说。一到晚上,大门关了之后,我们便热闹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厅里玩,电灯很亮。我们吃晚饭,听无线电;我们谈着张学良,谈着在洛阳的蒋介石,谈着甘肃去的红军。外国人也和我们讲西班牙的战争,他用极简单的文字和我谈话,我们还能领悟。我们谈歌德、雪莱、缪塞,谈德国、法国的人情风俗。我以为外国人不论干什么行业,大都有一些文学修养,不会让人笑话他们连托尔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勒”因我喂它,对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里,但我不准它把鼻子靠近来,它远远望着我。我一人坐在饭厅的沙发上或是屋外石阶上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温柔。

  第一次骑马

  离开西安是十一月一号。我在西关一家小店里等汽车,小妹妹没有一道走,却换了两个女伴,同道的一共七个人。汽车第一天住在耀县,第二天住在洛川,我们都不出门。在洛川休息一天,等着护送的人,听说是第×师第×团的连长,他带十几个人来接。而且听说要骑马,有一百多里路,并不好走。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

  我把头发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军装。晚上我和一个女伴练习骑马的方法。我们牢记那些要领,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练习。我们不愿让人知道我们不会骑马,我们怕人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到外边院坪上,冷风刮面很厉害,下弦月照着院子里的几匹马和驴子。大家从屋里往外搬东西,都闪着声不说话。

  我没看清连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带领这队人马去叫开城门。我们各自牵一匹马,鱼贯地、无声地向外走。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一出城门,连长就飞身上马,我赶紧往马背上跳,刚刚把脚套进马镫,还来不及去想头天晚上新学来的那套要领、方法,马便随着前头的马飞跑起来。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我不准自己在友军面前丢脸。我一点也不感觉劈面吹来的冷风,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我只浑身使劲,揪住马鞍,勒紧缰绳,希望前边的马停一会也好,因为我想我骑马的方法不对,我要换一个姿势。

  马跑了一阵才歇下来。下山时,我牵着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会站直似的。

  这么走了一天,冬天的黄昏来得快,我焦急地盼望着宿营地。我们住的那庄子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驻了很多兵。晚上有一个团长样子的人来看我们,他是听说有女兵才来的。同来的人让我冒充红军军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团长觉得奇怪,他问我知不知道那里很苦。

  躺在床上时,我以为我已经瘫了,两条腿全无知觉。

  我们的游击队

  又是天不明就动身,一连兵护送我们,我们走在他们中间。在不明的月光中绕过两个村庄,他们告诉我这两个村庄都有保甲。到第三个村庄时,天也亮了,穿过村中,我们都存有一点戒心。村里有很多穿便衣的团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装,头扎包头巾。我知道这是地主养着的敢死队,他们比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厉害。这些站在路口的粗壮汉子,斜着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一连兵力护送,他们也许要和我们干起来的。我看他们大都是受苦的农民,但他们却让地主们养着打他们的兄弟,我觉得很难受。

  又走了二十里,护送我们的队伍在山头停下来,要我们自己走下沟去,沟底下有接待我们的人。这一段路程大约有四里路。我们还只走一半,却听见枪响了。带路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边境,这一带常有冲突。于是我们都加快脚步。带路的老说那些保安团丁真讨厌。

  沟底下树林里有几个穿灰衣人影,大家就跑起来。我大声叫着:“那是红军!”

  当红军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我的心早就推崇着他们,他们把血与肉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我心里想,只有我应该向他们敬礼,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敬礼呢?

  他们穿着单衣,都很精神。带路的人告诉我,他们是红军的游击队,红军都开到前线去了。

  保安

  骑着小毛驴,一行七个人,加上民工大约十来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八九天之后,快要到“京城”了。这是下午,我们在一个树林里看见有一匹马飞跑出来,走近我们身边。他问我们是否从白区来的?有认识的说他是医院的院长,新近同一个被誉为陕北之花的姑娘结了婚。越过树林,山边上又遇见几个过路的,大声地喊着:“同志!你们是白区来的吗?”我心里想,一定是快到了,看这气氛完全不同。他们好像谁与谁都是自己人,都有关系。

  转过一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一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一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有好几处球场,球场上很热闹,人人都跑来看我们,问我们,我觉得自己才换不久的灰衣真难看,他们(所看见的人都如此)都穿着新的黑色假直贡呢的列宁装,衣领上钉两条短的红带,帽上缀一个红五星。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里什么都没有卖的,只有几家老百姓。这里的房子全毁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们放火烧的。除了一两家之外,所有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莫有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全住在这里,全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全住在这里。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也许有人说这太夸大了,但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对的。

  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刚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到前方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的兴致。不过××再三征索,而限期又迫,仓促写成,愿读者原谅!

  一九四〇年六月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54期,署名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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